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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桃峰县时我又见到了桃峰县的地方哲学家郝火明，仍然是一只眼沉凝不变，一只眼燔炙燃烧，他慢条斯理，不愠不火，用三句话给我们和治国书记做了个小小总结：“搞城市建设时人们对和治国简直形成了人身攻击可他建设城市的决心没有变；秀水镇群众把和治国围堵打砸七个小时之后可他和群众的感情没有变；和治国不让大家跑官他自己也不跑官在桃峰县已经呆了九年发展建设桃峰县的信心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换个人恐怕很难做到！”
叹曰：湖海广矣，而潭水独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
6。 秀水镇人赴京上访
过程相似，结果不同，似乎很可以见出执政者的品格。
5月13日秀水镇的部分群众，坐上汽车到省里上访，省公安厅、国土资源厅的领导在接待上访群众时，明确答复说：桃电二期临时占地是合法的，每亩地3000元的补偿费，与全省其它地区征地相比是比较高的，一次性发放四年补偿金是超越政策规定的。每亩地100万元征地费纯属谣言。劫持人质事件严重违法。聚众闹事是不理智的，后果极其严重。
秀水镇人还是咬住那100万不放，过了几天，有人要去北京国土资源部上访。骡子出来后变了样子，不仅不再乘哄大家一起去，还摇晃着方头吓唬与自己要好的伙伴们说：“那个公安局可不是好人呆的地方，我进去过，再不想进去。你们谁想进去，谁就跟上去吧！”
还是舍不下每亩地100万，还是抱有侥幸心理，以为省里的说法不足信，肯定是县里和省里已经串通一气，要想有个公平说法，还得往上头反映，中央不会听县里的。所以5月17日秀水镇一、二、三村委100余名群众，集结起来进京上访。到北京之后，大家也不摸门道，先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卖呆，后被吕梁市驻京办事处派人接走了事。
5月18日上午正当桃峰县政府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对全县煤炭等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时，在北京的那些上访群众却跑到中央电视台大门前下跪，围堵得中央电视台里边的车出不来外面的车也进不去，约有两小时左右才散去。群众的本意是想请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出面为他们主持公道，结果有记者了解过情况之后，都摇着头走开了。县里得到消息后，除了加派人员去北京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正常工作部署并没有受到上访群众的影响，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下午县委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分析全县稳定和安全生产形势，决定召开县、乡、村三级干部会议，安排部署全县“百日大会战”活动，
5月19日下午上访群众有102人再次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结果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遣送到国家信访局。翌日，上访群众有140余人去国土资源部围堵，从20日早班伊始，持续到21日中午还不离开，影响了国土资源部的正常工作秩序。针对以上情况，国土资源部、北京市公安局、山西省人民政府、省国土资源厅、吕梁市委，以及桃峰县委和县政府有关领导在上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举措。与会领导认为，桃峰县电厂二期工程占地合法，补偿标准较高。上访群众提出的增加土地补偿费用、释放“2·10”事件在押人员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并认为，上访的群众行为偏激，属非正常上访，应采取强制措施遣返当地。
中午刚过，国土资源部、北京市公安局、山西省、吕梁市、桃峰县有关领导，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与上访群众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寄希望于最后和平解决问题。反复要求群众选出代表进行正常对话，上访群众心有疑虑，谁也不敢出头，不予配合，仍旧围堵不散。
无奈之下，只好组织各方警力200余名，采取了强制遣返措施。
秀水镇群众上访与承德县群众上访颇相类似，秀水镇群众上访时北京市公安局也当场对王金汝等5名闹事人员进行了刑事拘留，承德县上访群众中的徐荣波也在当时被警方拘留。秀水镇上访村民回去之后，虽然前后被桃峰县公安局拘讯多人，可从始至终，却没有一人被轻易判刑。承德县上访村民徐荣波却在不久后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过程相似，结果不同，似乎很可以见出执政者的品格。
7。 骡子叛了农民的徒（1）
人们还不听，我就跪下给人们砰砰地磕头，磕得人们着了怕，就都回家去了！
通过多次深入调研，和治国发现，桃电二期开工前镇上并没有提前给村民打招呼，好多群众事先根本不知道。民办教员出身的村民总代表王晓黎说，干部作风武断，涉及上万村民利益的事，事先不打招呼，几个人说了算，这是群众反对电厂开工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原因，2004年9月初，原秀水镇全套班子被县委连锅端掉，县经贸局局长汪勇被县委书记和治国叫去谈话：“干群关系紧张，根子在干部。为什么手续都齐备，土地补偿按国家政策也是最高标准，为什么还要出问题？就是因为群众工作没有跟上。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可许多乡镇领导的工作方法没有跟上来。你是土生土长的秀水镇人，对秀水镇有深厚感情，所以决定派你去秀水镇主持工作，争取把输了的这一局再扳回来！”
我注意到2005年12月23日广东省委九届八次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也说过类似的话：现在农民上访有相当一部分和征地有关。今天我说三句硬话：今后，征地手续不齐全、不完备的项目，不能开工；没有与农民就征地补偿民主协商、达成协议的项目，不能开工；征地补偿款没有兑现到农民手里、各种补偿不到位的项目，不能开工。我们现在好多事情，问题就出在没有进村入户，没有跟群众说清楚。形势变了，我们的工作方法一定要跟上去。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了，不能什么事都是领导说了算。官僚主义要不得。如果图省事，反倒惹麻烦。补偿一定要取上限，国家规定有最高标准，你按最高补偿标准办不就得了，非要压低标准，少给钱。这点钱在工程中不是大钱，工程单位必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省有好的典型，比如东深供水工程。他们与沿线农民一户一户地谈，谈好了，点钞票，中间没有二传手、三传手。有些工程图省事，把钱给县里，县里跟乡里谈，乡里跟村里谈，村里再给老百姓，过程不透明，即使没有“猫腻”，农民也认为有“猫腻”。今天我重申，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路还得修，工程还得上，但是要把握好这三条红线。今后，如果发现谁越过了这三条红线，引发群体性事件，一律免职查处。如果这些事情处理不好，怎么搞发展？广东经济实力很强，我们能办很多大事，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办好呢？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促进发展、维护稳定，是对我们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不能促进发展、不能维护稳定，执政能力从何谈起？
何以一个南一个北却不谋而合？发人深思。这两个人大小不论，却都跻身于说了算的行列，前者是省委书记，可以影响一个省，后者是县委书记，只能影响一个县。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都是中国时下一个不可辩驳的现状或曰事实，对此我们用不着讳莫如深。画龙终须点睛，蛇无头不行，当每列车厢还没有完全装上自控动力装置，还需要火车头来拖带长长的一串时，我们别无所求，只期望拖动列车的是一个优秀的车头。
“我父母家在秀水镇住，我从小在秀水镇长大，大家互相都认得。亲戚知道我回秀水镇工作也不好说啥，许多人不理解，骂我是汉奸，是叛徒，称我带的工作队是还乡团。先后发生过3次千人以上群众围堵镇政府的事件。还有人往我父母住的院子里边埋雷管、炸药，扔死狗，威胁他们说，如果我不带上工作队离开秀水镇，就要杀我全家。我个人根本不怕，能咋的我？有个死甚都顶下了？可我怕女儿、妻子还有父母跟上我受连累……我女儿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人长亲，从小语文就好，作文老得奖，往后她说不定还能当个作家……你说她要是跟上我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个为人父者，心里怎么受得了？”
为了妻女的安全，汪勇让妻子带着女儿，远离秀水镇的是是非非。自己却天天吃住在秀水镇。国家土地政策所限，无法突破土地补偿普遍偏低的问题，矛盾仍然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转机来自2005年年初，国务院发了一份有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