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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和治国书记又亲自打电话给郑孝本，郑孝本正在写绝命诗，听见我们和书记说话，就忍不住哭出了声，他哭着诉说了一下骡子捆绑他的过程和准备下汽油和炸药的情况，悲痛欲绝地拜托我们和书记说：“我看来是活不出去了，和书记，我最放心不下的孩子和母亲，孩子还小，父母年老，请你以后一定要替我多照顾一下孩子和父母，呜……”
郑孝本的话让和治国也为之心酸，却不能轻易表露，咬得牙痒，强作镇定地安慰郑孝本说：“我和治国可不敢接下你郑孝本的这个任务，你的孩子，你的母亲，你怎么可以放心托付给我来照顾？为什么你不自己照顾？人不能太自私，以死躲清闲，图自己省心，世上没这种好事！我可不会让你偷这个懒，非让你平安出来，非让你自己去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和治国话说得风趣，郑孝本也为之受了感染，暂时止住了悲声。
放下电话之后，我们和书记满眼窝已经浸润的全是泪水，还兀自坐在那里低下头，故作一个让人看不见的姿态，假装热得出汗，歪了秃头伸手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块纸巾，乘着擦汗的当儿，把泪水偷偷拭去，这才缓声对在座的工作人员说：“一会我去梁山和群众说话！”
“可不敢，”当即就有人出声反对，“要是连你这个县委书记都被群众绑架了怎么办？”
和治国说：“一是，我想群众不会绑架我，二是，就算是会，我也要去讲话！”
然后就不再理睬别人，操起电话，回拨了一个电话给郑孝本。他在电话里以平和的语调告诉郑孝本说：“县里有几份文件，也送进梁山去了，你可以告诉群众，希望大家都认真地看一看，再好好想一想，有话好好说，有诚意才能解决问题，我过一会要去梁山和大家见个面，说说话。也可以让群众派代表过来谈，只要我们以诚相见，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骡子过后和我谈到11日那天的情况：“那天郑馆长给政府打电话说是这边的人有的拿着刀子，还有很多汽油甚的，挺复杂的，怕让人把他给弄死，把他闹得完蛋了的话该咋办？那影响更大更麻烦了。县上着急的恐怕郑孝本有个闪失，也是以防万一。先是郑孝本打电话，刚放下一会会和书记就又打来一个电话。人们就说，这不是和书记打来电话了，也让人去谈判。郑孝本他就提出，说让我一个过去跟政府那边交涉，咋的回事就咋的说。我说可以，我也想过去。可是老百姓不让，说，愣的，你过去就回不来了！我说咱不担心回来不回来，只要能办成事就行。可是人们都不让我过去，恐怕我去了会有个三长两短。最终也没有过去。”
骡子还提道：“县上也怕把事情闹大，人家也下了文件，文件上说，凡是在梁山这边有家人和有亲戚的，自家人把自家的人或是亲戚带回家里就没事，只要好好地回家，一概不追究先前犯下的那些过失。文件中还说到我，说我只要把人质放出来，也可以不追究过失。”
7。 和书记的执政观（3）
“那个时候梁山上人还不少，”骡子摇头晃脑地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乱哄哄的全是人，够个2000多人吧？那个时候人们还都不敢相信县里说的这些话，怕县上说话不算数，害怕真回了家屁股没坐安稳就让公安抓上走。都不敢回去，起哄的人多，真敢回家的人很少！”
“还是个对政府不信任的问题。”对柔性处理群体性事件他深有体会，和治国这样评论说。“老百姓看问题比较简单，你这个当官的说话不算数，做了错事不改正，犯了众怒不解释，欺压百姓，他们会把账记在共产党头上。你伤害他们，对立群众，逼反百姓，他们不满、对立、仇视的不单是你，他们不满的是共产党，对立的是社会，仇视的是国家。”
“我总在想，”我们和书记沉吟了一下，吸吸溜溜地抽了几口烟，神情明明暗暗地说，“这县域说大不大，县官说小不小，可它是共和国的基本构成。我这里少几起冤假错案，少一些贪赃枉法，少一些为富不仁，少一些假公济私，群众对共产党就能多些信任多些赞成和拥护。我这里要是能多富裕一些乡镇，多处理好几桩群众上访来信，多解决几起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多化解几起群体性事件，多一些正义公道，多一些清正廉明，群众就会多喊几声共产党万岁，国家能多得几分安宁，社会能多得几分祥和，世界也会多得几分和平！”
我在前边一节曾写道：“那只因走投无路而疯狂的狼，逢人就咬，最终只能倒毙在武警捕杀的枪口之下，而骡子和上千群众却在民主与法制的同声共振之中，与县委和政府达成谅解，双赢了鱼与熊掌，迄今为止还好端端地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希望并快乐着。”
何以如此？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8。 张宝顺说话说了算（1）
我说：最大的支持，不是拭目以待，而是从我做起，自觉参与，人人尽力。
如果说撬出一座价值2000亿的可以络绎不绝兑现钞票的地下银行是张宝顺打响的新政第一枪，那么有了这么多白花花的银子干什么？用来调整单一的产业结构谋求新的发展彻底结束山西多年来傻大黑粗的外界形象固然重要，还有比发展更为重要的一件事也不容我们忽略，那就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说到底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生存和发展。生存是第一位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只有在人类生存条件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才可以谋求发展，如果发展的最终连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即将丧失殆尽，那么这种发展就失去意义，不仅无功而且有罪，诚如漓江污染后邓小平生前批示所说：不解决污染，功不抵过！
所以2006年6月中旬张宝顺在第七次全省环境保护会议暨“蓝天碧水工程”启动大会上以《 扎实推进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为建设山川秀美的新山西而奋斗 》为题讲话，打响了他新政的第二枪：全面整治山西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保障人民健康还生存权给万物。
张宝顺在讲话中说：“西汉时山西就以出产松、柏等木材而出名。曹魏营建邺城时，‘伐上党山材木’；宋朝营建汴梁时，取材于汾河流域的柏木；明成祖营建北京故宫，‘取木于山西’。民间曾有‘万木下汾河’、‘宫殿围着山西建’的说法。山西境内的水资源也曾十分丰富，河流密布，泉水盛涌。传说唐尧时期就已引汾灌田，汉武帝的《 秋风辞 》里曾有‘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的诗句，清末民初汾河尚有船队行驶。由于历朝历代无节制地伐材取木，水土流失严重，到解放前夕，山西的生态环境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
他又从资源和产业的角度对此进一步审视：“我省在1/60的土地上，生产了全国1/4的煤，2/5的焦，l/17的火电，在为全国提供能源支持、为我省提供财力支持的同时，也带来了地表塌陷、水资源枯竭、煤矸石堆存、植被破坏、大气污染等突出问题。总量达10亿多吨的煤矸石大约10％发生自燃，产生大量有害气体；每年排放矿井水4亿立方米，带来严重污染。据有关部门测算，我省因采煤每年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及地表塌陷等损失约为300亿元。中科院今年发布的《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指出，我省可持续发展能力排在第23位，其中七类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指标排最后一位。”
谈到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时，这位大海之子心情非常沉重，他说：“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到国土总面积的69％，每年平均向黄河输入泥沙3。67亿吨，占到入黄河泥沙的1/4；荒漠化面积占到国土总面积的10。4％；森林覆盖率为13。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26个百分点，比中部各省及周边省份都低，人均森林面积和林地占有率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和38％；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23。8亿立方米，仅占全国的0。35％，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为381立方米，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7％，已低于国际公认的人均500立方米的严重缺水界限；地下水开发总体上处于超采状态，19个岩溶大泉中已有3个断流，两个接近断流，12个流量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