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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出去的心理准备。
没想到事情没有他料想的那么顺利。见了邢军放，郑孝本像见了久别重逢的父亲，扑上前去抱住邢军放的肩膀，就哭得跟个小孩子似的。邢军放也深情款款地抱着郑孝本，柔声细语地安慰他，告诉他没有事，让他放心，不料说着、说着，连邢军放也忍不住伤心落泪。
邢军放就恳求大家让他领上郑孝本走，众人没有一个人吭声表示愿意。
见不是个事，邢军放只好又说：“你们看这么办好不好？让我留下来当人质，让郑孝本回家，这两天他被你们都吓坏了，让他先回去好好养一养，我留下比他有用！”
有人马上反对说：“留下你邢书记，我们不忍心，也不敢！”
又有人附议：“说好让你走的，我们也不能说话不算数！”
众人也跟着纷纷附和：“说的是哩，可不能让邢书记留下！”
邢军放却不肯走，坚持要留下来陪郑孝本，郑孝本心里明白，也有些着急，他觉得群众中已经有个别人恼了眉眼瞅着不善了。他也害怕邢军放万一有个闪失，就止了泪松开手让邢军放快走。邢军放毕竟是个有理智的人，知道耗下去有损无益，便拍着郑孝本的肩头又是安慰又是鼓励地说了几句话。又回头再三对群众说：“我走可以，但你们得保证郑孝本人身安全，他的人身安全和你们的人身安全是联在一起的，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都有责任！”
说完了，邢军放这才挥泪告别，无限怅惘地离开。
待到邢军放走出工棚，离开梁山，跨上还在围墙那边的豁口外静静地等候他的摩托车，摩托车手也庆幸这位身入梁山的老人得以平安归来，自己的车钱也因此有了着落。车手欢欣鼓舞地一脚踹响他坐下的旧摩托车，嘟嘟的响着马达冒着一溜小烟，载着邢军放一阵风似的直奔电厂那片灿烂的光明而去。车手知道到了那里他就可以平安地拿到钱回家了。
邢军放还沉浸在与郑孝本分手时的担忧里，待摩托车吼叫着亮起前灯，前灯雪崩也似轰炸开夜色，疾驰而去时，他才意识到，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他知道那片光明灿烂的地方有许多双盼望的眼睛和许多双擎着酒杯的手在等着他的归去，有许多微笑和夸赞在等着他。
然而邢军放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8。 勤政、廉政，还要善政（1）
你把群众当牛马，群众就会争着做主人。你把群众当主人，群众就会奋力去耕耘。
党的六中全会《 决定 》强调指出：“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新华社解读说：“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如果说以上是对六中全会有关“决定”的解读，那么我们和书记在处理桃峰县的群体事件时已经完全契合了六中全会的“决定”精神，而成为了一个具体解读“决定”的范本。
2005年发表的《 社会蓝皮书 》表明，2005年全国共发生严重群体性事件87000起，比2004年的74000起增长17。6％。与“群体性事件”增多相随的是上访的大量增加。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2006年新华社援引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国的话说，1至9月全国公安机关共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1。79万起，比去年同期下降22。1％。但农民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全国1至9月有38。5万人次农民参与群体性事件，居各类参与人员之首。
这个整体有所下降的统计数字让人欣慰，却引起海外观察人士的怀疑。
有文章谈到群体性事件的特点：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曾震惊中央和全国。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有下岗失业职工，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多元化。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是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还有相关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材料显示，在过去的土地征用中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发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城乡差距已从80年代的1。8比1、90年代的2。5比1上升到2003年的3。23比1，世界劳工组织对36个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国家的调查显示，中国是差距比超过二比一的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而按实际购买力比较，中国城乡差距实际为5到6比1。另外，中国基尼系数（用来衡量社会平等的根据）也持续上升，1981年为0。288，2003年达到0。46，现在实际上已接近0。5。
北京大学一位博士生认为造成群体性事件增多的原因是：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正原则损坏，引起摩擦，导致矛盾增多。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3。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有些人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日益增长，而不少党政部门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导致矛盾激化。对矛盾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或压制，群众开始时采取的行动是上访、投诉，但在长期上访无果、投诉无决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群体性事件。
8。 勤政、廉政，还要善政（2）
我很同意这位博士生谈到的最后一个观点：大部分群体事件是逼上梁山。
其中因各种征地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已占全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对现行土地政策人们有许多质疑，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来保障农民权益以及失地农民的补偿？不久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透露，现在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每年征用土地将近20万公顷。农民征地问题的解决最终要提出来逐步推行征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他预测“改革只能是渐进的”。并强调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许买卖，至于征地制度如何改革，目前还在进行研究中。他同时也表示，中国政府将继续坚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我个人认为政策滞后是主导因素，社会因素是辅助因素，执政者能力的欠缺和群众素质的低下则是酵母与温床。弱势群体之所以为弱势，就是因为他们自身不足，存在很多这样或是那样的毛病，如果他们受过很好的教育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这个事就闹不起来，纵令闹起来也不会那么低级。不妨看看前不久台湾人倒扁的活动就会明白什么是国民素质了。
我想这个责任，最终，还得国家和社会来负，还得执政者来负。执政者没有执政能力和正确的荣辱观是造成中国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官僚的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个千百年来中国人娘胎里就传承的有的最擅长的本领也不屑为之或骄横地不会为之了，高高在上骄奢淫逸的连和气生财都忘了，除了相信枪杆子、印把子、钱串子，根本就不把老百姓的诉求和利益放在眼里，有的人甚至连国民党和日本人都不如了，连味都丝毫没有了，这还能称得上是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共产党员吗？还能自谓具有执政能力吗？
“你把群众当牛马，群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