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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以下字句：
“……对背后鼓动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上访、告状，惟恐天下不乱的造谣生事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决不手软。总之，绳油村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我们工作组就一天不收兵；电厂灰场一天不按时进场，我们工作组就一天不收兵，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把老百姓诬为“背后鼓动捣乱、煽动不明真相群众上访、告状，惟恐天下不乱的造谣生事分子”已经见怪不怪了，说不定出村之后，这就是给我们准备的罪名。让我惊异的是，这封公开信的字句竟然如此露骨。现在原定州市市委书记和风、市长郭振光已被免职并开除党籍，原绳油村书记牛全战曾在逃，现在已经回到定州。“全村人恨得骨头痒痒。”村民们告诉我们。
读了上文那份“公开信”，有些诧异，恰好我手头存有一份秀水镇“绑架人质”事件发生后，桃峰县委、政府连夜起草印发的《 告秀水镇人民书 》原文引用，以见相同与不同之处：
秀水镇的父老乡亲们：
5月9日早6时左右，极少数人把路过工地走亲戚的县档案馆郑孝本同志强行劫持到工地作为人质。限制郑孝本的人身自由，把其作为人质是严重违法的。此事表明，事态已演变成对抗的性质，郑孝本同志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少数人宣称，工地上准备好了炸药、雷管和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严重威胁着滞留在工地上的许多无辜的群众和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电力企业，更多的群众越来越清楚，事情继续发展就不是我们善良人们的良好愿望。
秀水镇人杰地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秀水镇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是拥护党和政府的，既是善良的，也是遵纪守法的，对劫持人质行为多数群众也是不赞成或反对的。即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过头事，应当说也是受少数人煽动盅惑而上当受骗的，是受蒙蔽的，是迟早会明真相而省悟的。县委、县政府对秀水镇人民的感情是不变的。
我们衷心地希望，全体村民都要认清事情的真相，主动与极少数人划清界限，自觉维护生产秩序、生活秩序、教学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也可能我们亲友不明真相还滞留在工地，即使是说了错话，办了过头的事，只要迷途知返，党和政府及政法机关是会谅解的，大家能动员的要尽自己所能让亲人和朋友尽快回到自己温暖的家，此时此刻此举是对亲友一生最大的关爱，党员干部和有识之士要主动带头，宣传政策、法律，劝导说服教育群众，远离是非之地，珍惜自由生活，争做守法公民。
这两份文告前者冠以“公开信”，后者则为“人民书”，着眼点已经不同。前者杀气腾腾以势压人是恐吓勒令式的，后者语气委婉晓之以理是娓娓动听的劝说。但在措辞上也有几处雷同，比方“少数人”“煽动”这两个字眼。近些年这些字眼大有泛滥之势，许多懒得动脑筋的地方官员，只要有人民群众不满或是上访，就要请出这几个字眼来做挡箭牌，以蒙混上级领导，轻则“少数人煽动”或“少数人鼓动”，重则“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策划”，似乎遍地都有“少数人煸动”，到处都是“少数人在有组织的策划”，简直把一个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不知给我们祥和的社会凭空制造和增添了多少个对立面。只有真正的罪犯和对社会怀有仇恨心理的人才是真正的少数犯罪分子，这些字眼用在他们身上是恰如其分的，而把这些字眼轻率地动辄用在因村企矛盾而引发的群体事件上，用在类似各种因不能解决问题而求告无门不得不起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闹事的群众身上，则是忘记了我们党的宗旨和国家的性质，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除了渎职因自己无能而诿过于民，得过且过，神经过敏，欲加之罪外，无疑还有“党八股”的嫌疑。然而，通过对照这两份文告的措辞和口吻，我们还可以从中发现，相似字眼也可以使之不“党八股”，可以有不同的用法：前者的文告已经在主观上先把“少数人”定性为敌我矛盾以达到“恐吓”人民内部矛盾多数人的目的。这一推一打，不知又有多少人民群众被人为地对立起来。而后者的“少数人”则是中性的，可以理解为类似犯罪嫌疑人，是为多数人开罪，而不是欲加之罪。这一拉一扶，又解除了多少群众的思想武装，化解了多少百姓的顾虑，难怪秀水镇事件虽然凶得多哩，却始终不死不伤！
6。 两份不同的文告（2）
以细节判断品格的人，从这两份文告中，不难见出执政理念之差异。
7。 还有个第五类人（1）
伯夷为人清高，伊尹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
有人很在乎：认为不是和治国像葛优，而是葛优像和治国？
究竟是和治国像葛优还是葛优像和治国？近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而细想却一点不简单。这是两个长相类似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一个是影视圈大牌明星，一个是县里最高执政者，一个是靠自己的长相和冷幽默来火遍中国，一个是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默默为老百姓做事。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在台上演好剧本中的角色，如何在台下做好发自内心的自己，是这两个模样相似职业不同的人，一样都要认真面对的。
孟子为此开了清、任、和、时四种药方，第一个是伯夷的“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第二个是伊尹的“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第三个是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第四个是“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伯夷为人清高，伊尹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
倘若不揣冒昧，在此与之类比一下，我们的和治国书记，他应该属于哪一类呢？
是不是还有第五类人？我想似乎是有的，这一类人是前四类的综合体，不过要首先去圣弃时，他们不是圣人也不是识时务的那种见风转舵的人，只是在尽心竭力踏踏实实地做自己份内的工作，只想当好公务员从来不想当圣人，不妄自菲薄也不狂妄自大，用一个字概括大约可以用“公”字，是“急公好义”和“公而忘私”的新版人格，功在务实。至于和治国像葛优，还是葛优像和治国？如同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我们这里姑且先不去说他。
老子是无为而治的祖宗，他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尚福之所倚。福尚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按他的说法，无为而治应该是：祸与福相倚，不为即是为，不治即是治，不圣即是圣。可他又很滑头地找补一句“无为无不为”。
我只想说有位记者写葛优很传神：冯小刚不怕被影迷认出，两手插在裤兜里，昂着头。葛优平视前方，面无表情，一旦被影迷认出，他一定会在瞬间换上笑容，甚至于哈下腰签个名。那天，有个年轻人围着他走了几圈，试探性地问：“葛优？”葛优客气地点头，年轻人立刻慌乱地摸所有的口袋，终于找出一张折叠过的白纸：“不好意思，只有这张纸。”葛优笑呵呵地：“没事，不是欠条就行。”后来，我问他是不是对所有的影迷都这么客气，他显得很认真地回答我：“这事儿是这样的，对我吧，也许是第5万次，对他吧，这是第一次。”
释迦牟尼则大一统，以“缘起说”悬壶，以“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为救世“三法印”，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之五戒为人修身养命的常法，以“善有福报，恶有祸报”，让人吃斋行善，冬至进补，以“舍得舍得，有舍才能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难舍难得，不舍不得”劝你及时回头，往生净土。
有个娱记在医院看到葛优因服侍住院的父亲而两眼布满血丝，为之感动地说：“真羡慕老葛，有你这样的大孝子。”葛优淡淡地对记者说：“做子女的就应该孝顺，不孝顺父母，那还是人吗？”不久后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