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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0年1月24日在《 星座报告 》发表出来。照现在看来，该是多么宝贵的科学发现。可佛罗伦萨的大学教授们却看它不起，用尽力量使大公爵不相信木星四个月亮之存在。还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伽利略说：“我想请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来看木星的四卫星，他们不但不愿意看星，连我的望远镜也不愿看。他们相信在自然里没有真理可找，真理只在书本里。”陶行知先生由此引申并发感慨说：中国的教授，有哪几位不是从佛罗伦萨来的呀？国产的老夫子说：“真理只在古书里。”留洋的洋翰林说：“真理只在洋书里。”懒得看书的讲师说：“真理只在嘴巴里。”青年学生若信这些教授们的话，也就可算是佛罗伦萨籍的学生了。谁能自造仪器向大自然瞄准？如有这人我是愿意拿着扫帚做他的斋夫了。
现在，秀水镇群众也成了陶行知笔下的“佛罗伦萨的大学教授们”，“他们不但不愿意看星，连我的望远镜也不愿看。”秀水镇人不但不相信县委和政府的解释，甚至连听也不想听。他们只相信听到的“一亩地100万”的谎言，因为这谎言最合他们的胃口。这种潜意识的闭目塞听的做法，在病理学上似乎有个叫法，叫选择性耳聋，想听的话可以听到，不想听的话自然就听不到了。这不仅与“佛罗伦萨的教授们”有异趣同工之妙，似乎还要更胜一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是错的，这里有一个心理方面的原因，那就是他们累积日久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成为一种本能。这是对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种严重警告，它很耐人寻味。如何化解这一切，重新赢取这些群众的信任，无疑是对执政者的一种考验。
县委办副主任林小明是个喜欢动脑筋的人，不喜欢人云亦云，他说：“县里的干部每个人都包着一个村，我一直包着秀水镇。秀水镇人不同于一般村子，少部分人是没文化的，大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有文化的人比较有心计，也就是比较狡猾。这种人懂理也怕事却又喜欢搅事，碰上事自己不肯上前，唆使没心眼的愣头青往出跳，出了事他就袖着手看热闹。也不能说这种人不好，他们会保护自己。完全靠种地为生的秀水镇人几乎没有。种地的人几乎都是穷困户，属于没本事的人。会打闹钱的人不种地也能生活好，贫富悬殊大，这是个原因。”
“还有一点，群众害不下，心里有气：你愿买我愿卖，为啥你政府要出面帮那个电厂压价哩？人家电厂领导说给出了100万一亩地的价格，县上偏说没有，谁能相信？这是愿打愿挨的事，你电厂如果不肯出这个钱，那我们可以不卖给你地，你政府凭啥要干涉我们？”
“人家电厂完全可以到别的县里去办厂，那秀水镇岂不是连个指望也没了？群众不管这个，嘴上说，电厂不买地，地至少还在，不怕！说是说，心里怕得多哩！不怕是假的，闹黄了连最后的指望也没有。人人都心知肚明的，上上下下都在帮着秀水镇打这个圆场！”
时下，已经很难在中国找出一个肯相信靠种地可以发财致富的农民。相信卖地可以发大财的人，用桃峰县人的话说，却是多得多哩！有了一笔不算小的钱，就可以改变今后的命运，告别土地和农具，这是许多农民盼也盼不来的美事，也是一种很危险的症候。但事实如此。似乎只有秀水镇人自己不明白，或是秀水镇人已经全然料定桃电二期反悔已经不可能，就利令智昏地横下一条心，索性将错就错，指鹿为马，铁嘴钢牙，再不肯改口了呢？也未可知。
这里涉及到的绝不仅是个商业道德，还意味着国民素质教育的缺失。诚如陶行知先生所言，“一个人若做了私欲嗜好的奴隶便失掉自由。青年放荡固然不能成人；成人放荡也只算是成年，不能算是成人。”成功的教育，是可以将魔鬼也教育成天使的，而失败的教育，是连天使也会沦落成魔鬼的。是谁造就这个弱势群体并使它染上那么多会使它因此而变得更加弱势的毛病的呢？至于还有别的什么，就不是这里所能讨论的了。
5。 陶行知先生其人（1）
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生于农家。家贫而好学，邻村塾师惜才，让他免费入塾读书。大雪之日，塾馆老师已开讲，行知立雪门外听讲，几乎成个雪人。1906年陶行知入本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受西方教育。在此读书之际就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同年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读市政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1917年学成归国，正值新文化运动，既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从事平民教育经年，觉悟到：“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誓言“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要排除困难，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在南京远郊办起晓庄师范并亲自担任校长。
陶行知穿上草鞋，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1930年春晓庄师范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误认为该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下令关闭晓庄学校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解除通缉，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 申报 》的顾问。陶行知在《 申报 》连续发表《 剿匪与造匪 》、《 再论剿匪与造匪 》、《 三论剿匪与造匪 》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也震动了当局。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蒋朱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使《 申报 》陷入没顶之灾，陶行知被迫离开报馆。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又创办了与晓庄师范相类似的上海工学团，招收工农子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农子弟亦工亦学亦教，“即知即传”，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29”运动爆发后，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 团结御侮宣言 》，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入贫困而得不到培养，故于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相结合，把“生活教育”运用到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学校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 民主教育之普及 》《 社会大学运动 》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4月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走。著名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