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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众滋事，殴伤本县班头黄崖！”
“俺没有聚众闹事！”刘士奇为自己辩解着，“官家明明已经下了圣谕，诏免一切苛捐并旧日欠账。但黄崖视圣旨于不顾，还扯碎了有官家大印的单子。俺押他来见官又有何错！？”
王安平一拍惊堂木，“朝廷政事不是你们这些武夫该插嘴的！吴都指，管好你的兵！”
“军队亦是宣传队，这是如今的洪武天子亲口所说。让士兵将天子隆恩散于四野，以防有奸人谋图不轨，隔绝上下。使下情不得上闻，使皇命不能下传，这也是十几年来的惯例。若刘士奇所言为真，这个黄崖，正是此等奸人。”
“奸与不奸，不是你等武夫说得算，该由本县来做评判！”
“明府说得没错。就算看着有人敢欺上瞒下，荼毒百姓，某也没权说什么，甚至连上奏的权利都没有——因为军不干政！不过，某要劝上明府一句，莫要小觑了天子耳目。”
王安平已经铁青了脸，什么时候一个不入流的武人也敢对琼林宴中人这般无礼，“如今天下板荡，战事频频。大军驻守开拔无不需要钱粮支撑，哪能免得那么多财税？！今天免了，明天照样要征，百姓又哪经得起这般折腾！本官已然上书朝廷，收回这等不顾实情的诏谕！”
“明府要抗旨？！”
“直言敢谏才是诤臣！天子有过，臣子不去规劝，那才是奸臣！”
“做得朱勔一样的事，却还能套上件诤臣的衣服。某真是佩服之至啊！”吴伟大声冷笑：“观我东海，除了依律缴纳的田赋外，从未多收过一文一厘，但陛下照样带着俺们北击金虏，南灭交趾，东屠扶桑，西定真腊。而道君上皇在位的二十多年，税倒收得不少，百姓须得卖儿鬻女才勉强交得上，但养出来的官如何？！兵如何？！见了金虏，就吓得如狗一样夹着尾巴往南逃。若不是有骠骑大将军在天津抄了完颜宗望和完颜宗翰的后路，女真铁骑早冲到长江边了！”
一番豪言壮语，衙门外的百姓听得齐声叫好，一个要收税，一个要免税，他们当然知道该支持谁。
王安平狠狠的瞪着县衙内外，他可是忠心耿耿的啊！为了朝廷殚思极虑，怎么就没人能体谅呢！
第六章 对手（下）
洪武元年五月初五。庚午。
太平州当涂县中军政双方的这次小小冲突的报告，在两日后，便递到赵瑜的案头。不过不是单纯的叙事文章，而是罗列并分析了各方情报和议论的综述性报告。
没有经过组织和整理的情报，就是一团毫无头绪的乱麻。要想从浩如烟海的报告中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就如同从浩浩荡荡的金沙江水中淘选出金粒的难度。对于搜集来的情报不加分析和整理，就等于是让一粒粒金沙从手里流走一般。
而经过十几年的教导、历练和发展，赵瑜手下的情报分析部门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一个辅助决策的智库。每一份情报收到手中，除了摘取其中要点，贴黄上供御览外，也要综合起其他有关情报一起递上。
同时就连归档，也再不仅仅是分门别类那么简单。还要划出其中的关键词——如人物、地点和时间——制作成检索卡片，以便于日后编写分析报告时寻找参考资料——这也是目录学和档案学不再局限于图书馆中，而在情报系统中发扬光大。
呈到赵瑜眼前的报告，就包括了当涂县衙中当时各方人等的对话，事情的起因结果，知县王安平的几次谏言奏疏，还有事件发生后，当涂百姓们的反应。互相对比着看来，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便在头脑里有了个清晰的印象。
不过这份报告里，并没有当地驻军上报这次冲突的奏疏。对于太平州州营都指挥使与知县在县衙中为免税政策争辩。但在之后却严格恪守了军不干政的铁律，这点让赵瑜很赞赏。
不像其他地方的军队，地方上但凡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打个报告上来，好在赵瑜心中留个印象。赵瑜很少会理睬这些妄图幸进之辈，而没这么做的吴伟，他的名字，反而已然简在帝心。
当涂县的这次由免税引发的冲突并不是进来唯一的案例，自从赵瑜下诏永免丁税和一切杂项，并不计旧时积欠后，有许多地方官吏和一些朝臣，上疏谏言，一封封奏疏如雪片般飞上赵瑜的案头。
多是打了个为朝廷财政着想的名义。先赞一通天子仁德，然后便是叫苦不迭，并指天誓日的声称，若行此法，今年的税入必然会只剩三成到五成，若是坚持如此，一统天下定会遥遥无期。虽然这其中并没有东海旧臣，但也掀起了好大的一片声势。
这就是赵瑜眼下的对手。不是北方的金人，不是关西的赵构，而是刚刚归入他统治下的地区中，数以千万计留用下来的地方官员和胥吏。
他们是旧朝税制的直接受益者。在神宗朝时税入最多的年份，粮、草、钱、绢，还有，折合成钱币，大约是八千万到一万万贯。但在抽税的过程中。却足有两到三倍的数额，流失到各级官吏手中。
这并不是赵瑜的臆测。当初为了计算江南百姓的家产和购买力水平，以便决定是否将玻璃、铁器大规模生产和倾销，他曾经在江南诸路选出六个有代表性的县——有以农桑为主，有以茶树等经济作物为主业，有以盐税为主，还有处在通衢要道，以商税为主——并向这六个县派出大批人手进行深入调研，并直接收买衙门里的吏员，复制了全部档案资料。
最后用了整整一年，搜集的资料和报告得用车装。得出的结论就只有一个，不杀光当地税吏，东海铁器也许还有点出路，而造出来玻璃器皿根本不会有多大的市场。
天下胥吏皆可杀，这不仅仅是宋代被胥吏们欺骗和玩弄的士大夫们的悲愤之言，也是每一个被贪官污吏借助自己的身份和权柄，抢去了所有家产的农民的心声。
为朝廷收一贯税钱，放入自己腰包的就能有三贯，虽比不上明代嘉靖年间征收矿税的一比十——皇帝每到手一两银子，派往各地的征税太监们就能拿到二两银子，地方政府的税吏就能到手三两银子。而各地的地痞无赖就能到手四两银子——但也足够触目惊心了。
而赵瑜的诏令，把繁杂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各色苛捐杂税，削繁就简，归并为一项。一下便将税收稽征手续简化到最少，自然便减少了税吏们欺上瞒下的机会和油水，同时也减少了税收过程中的各项开支。
这些开支并不是税入粮赋在转运和存储过程中的损耗，那些永远都是加诸于百姓头上，而是减少了税簿造册、隐户稽查等工作，针对农民的税用账本，也只剩下田籍和五等丁产簿两项。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有地方的财政监察权，不仅仅是税收要存到在钱庄分号中那么简单。”陈秀安在赵瑜和一众宰臣面前侃侃而谈。
他是减税政策的倡议者、鼓吹者、参与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免去苛捐杂税，对于农村购买力的释放，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农村市场得以打开，对于工厂主、工厂主背后的三大钱庄，以及三大钱庄背后的皇宋楮币局来说，都是个天上掉下金元宝的好消息。
而商税的收入，以及商品出厂时的印花税也会因此水涨船高，这也是赵瑜不遗余力赞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大规模的商品倾销，日后肯定会造成大量的小农破产，但那已是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了。
赵瑜和一众宰辅，以及陈秀安的注意力，如今都放在对手可能有的反击手段上：“那些贪官污吏要想对免税新政的进行反击，只要故意少征税就够了。不但已经免去的税赋不再收取，连该收的田赋也不去催缴。他们大概会认为，朝廷税入一旦不足，就不得不废除新政。恢复旧的税法。
众所周知，欠缴税赋在各地都是十分常见。一般来说，十贯税额收到七贯，也就是征十收七，便已经是高比例了，大部分情况甚至只有一半。所以许多时候都是标个高高的征税定额，就算有人欠缴，打个折扣还能剩些。那些贪官污吏若是以此为借口，来挟民自重，朝中要想对付起他们免不了就会有些投鼠忌器。”
“如果从朝中直接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呢？”
“不仅仅是监察御史要派，每一个州县肯定都要安插上税官。但无论人力再充分，也不可能连每一个乡和每一条村都派驻进税官，只能依靠地方上的大户，也就是让那些保正、甲头继续来充税吏！”
不需要陈正汇提醒，赵瑜也很清楚这一点。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天然管理者。不借助他们的力量，他的统治也仅仅控制到县中——再发动群众，也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