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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招选诸位入宫，并不是贪图美色。朕知道诸位都是有品貌，有才学的奇女子。但今日中国之政治，虽云男女平等，但实际上，男女之间并不平等。几千年来，无能而又缺乏自信的男人们，总是要求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进，保持贞节，甚至立牌坊，直到充分发挥想象力，在女人身上创造了三寸金莲的奇迹，对于女性身心健康的摧残终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女人并非生来就是女性，而是社会把它们变成了女性。妇女长期被排斥在公众生活之外和被囚禁于家庭樊笼之中，其权利一直遭受剥夺，均是男权统治的社会强加于妇女的苦难；妇女从属于父权制家庭及其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表明了男人的压迫和剥削本性；要求女人婚前贞洁和婚后忠诚是根据男人利益而制造的禁忌，其目的是为了把女人变成男人的性奴仆和生育的工具；男性统治的社会设置了种种规范，以训化女人服从于她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其安于自己的劣等地位；历史是男人写的，女人被排除在历史之外。除去对女性的歧视，解放妇女，可能就是解放一个民族的创造力。世界历史证明，一个自由的民族不可能由当奴隶的母亲产出；一个被铁链锁住的母亲，传给后代的只有这种束缚。从被束缚的母亲开始，一代一代的奴性被培养起来，越积越厚，于是积重难反。换句话说，没有伟大的母亲，哪有伟大的民族？如果一个母亲总是生活在歧视和压抑的环境之中，她又怎么能够获得一个容纳天地的心灵，而狭小和畸形的心灵所能给予孩子的能是宽容和高尚吗？恐怕这样的母亲是培养虐待狂的摇篮吧！我们必须直面解放妇女的大课题。朕认为，妇女解放，首要的是思想解放，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必须是经济独立，即女性获得独立和稳定的经济来源，而不再依附男人生存，不再成为男人的附庸和玩偶，也不再仅仅是生育的工具。只有妇女的经济独立，才能有她们的思想独立，才能从男人的思想枷锁中获得解放。这就要求，全社会必须关注女性，从教育、医疗、就业、生育以及社会保障等全方位向女性倾斜。否则，我们的社会依然会枷锁重重，其进步依然会象蜗牛行路般的缓慢。中国，要想从思想上根除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路还正长。为此，朕决定从自己开始，为妇女解放贡献一分力量！”
“今日参政之人，以男性为绝大多数，鲜有女子为官作宰。若是诸位流落民间，岂不是埋没了诸位的才华？是故，朕特别设立侍从女官一职，以待天下女子中有才学者，为朕分忧。出则以显我中华女子之美貌，入则为朕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诸位身为侍从女官，非朕之奴仆，实乃朕之姊妹肱股。朕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朕当厚待诸位；三年之后，朕为诸位择一佳婿嫁之，若诸位愿意留侍朕，朕亦听之，诸位以为然否？”
诸女喜出望外，忙又施礼道：“多谢陛下。”
于是侍从女官队正式成立。这个被后世称之为“帝国权力核心”的部门由侍从女官长蝉儿划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有“帝国智囊团”之称得参谋部；二是有“皇帝贴身女保镖之称”的保卫部；三是一般侍从部；四是后勤度支部。参谋部部长是“女诸葛”沈湘绮，保卫部部长是“天下第一女高手”吴艳秋，一般侍从部部长蝉儿（兼），后勤度支部部长“神算子”杜若英。
后世史学家评论道：侍从女官队虽然名义上是皇帝的侍从，实际上却是帝国真正的权力核心。按照《中华帝国宪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虽然分立，但三权却都来自于皇帝，国会、内阁、大理院受到皇帝的制约，所以，只要掌握了皇帝，就等于掌握了帝国。侍从女官虽然人数不多，却始终与皇帝亲密接触，能够通过对皇帝的影响来左右政局。参谋部门为皇帝出谋划策，使皇帝度过了一次又一次危机，却始终屹立不到；保卫部门保障了皇帝的安全，若想行刺皇帝，必须从她们的尸体上踏过去；一般侍从部门侍奉皇帝的日常饮食起居；后勤度支部们保证皇室经费的收支平衡和皇宫的物资供应，每一年皇室经费预算就是由她们制定的。
到了后来，皇帝与侍从女官们已经结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侍从女官依靠皇帝来保障自己的地位和权利，皇帝也要依靠侍从女官来免除后顾之忧，甚至控制朝政。皇帝将做满了三年的侍从女官下嫁给朝中大臣，比如第一任侍从女官长蝉儿就嫁给了中华帝国元帅蒋方震。虽然大臣都以迎娶侍从女官为荣，实际上却因此而被皇帝所控制。
因为侍从女官的特殊地位和权利，天下女子都以成为皇帝的侍从女官为荣，所以尽管政坛对女性逐步开放，女国务大臣、女国会议员、女省长等都先后出现，参加侍从女官考试却成为女子成年的传统，正如男性都参加文官考试一样，这也保证了侍从女官的来源。而侍从女官退休之后，也往往成为女国会议员、女文官甚至女国务大臣。中华帝国首任女内阁总理大臣就是曾经担任过皇帝侍从女官队参谋部部长的“女诸葛”沈湘绮。她也是因为功劳卓著而被皇帝赐封的第一个女贵族：一等英华公爵。
但这一段的评论将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侍从女官不但可以成为女国务大臣，女国会议员，女公爵，还可以成为一国国母：中华帝国皇后。虽然，这已经是几十年后的事情了。
第二卷 光华维新 第七十五章 大浪淘沙（一）
（更新时间：2005…10…4 10：10：00 本章字数：2709）
伴随着大选之期的日益临近，各种政党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将出来。虽然参议院议员要么是由中华帝国皇帝钦选，要么是由地方最高代议机构选举产生，与直接选举没有关系。但众议院的四百名议员，却是按照比例代表制，依选区人口数分配代表名额，实行直接选举。若是被选为众议员，不但每年都有年俸，衣食有着落，而且可以参与朝政，的确是无比荣光的一件事情。中国四万万一千万人口里面，有几个是不为名不为利的？又有几个人不想光宗耀祖的？少不得要落到这个圈子里面来。所以选举之事，异常激烈。
选举之中，一人之力，终究有限，少不得要集合同志，本着党同伐异的意思，组建起政党来。仅仅在内政部备案的合法政党，便有四百个之多，其宗旨，不外乎安邦福国，促进宪政，推行民主自由，为人民谋福祉之类，只有那些意图颠覆政府，或者公然打倒皇帝之类的政党还没有出现。
有人看不惯政党这么多，公然诋毁这些政党为“朋党”，政党中人也毫不示弱，以欧阳修的《朋党论》回敬：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都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