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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见人影。他感到奇怪。
总理放下手中的文件，找来秘书：“怎么回事？那位中国老师为什么没来？”
秘书立即打电话询问后才得知：接待方怀疑这件事有误，没当真。
马哈蒂尔总理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给邀请单位，大意是：你们以为我是在开玩笑吗？我真的要见见那位从中国来的徐思众老师。我要和他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如果你们不信，我会让教育部作出安排。
邀请单位看到总理的亲笔信，慌了神：“看来这事是真的！怎么办？”因为再安排我去见总理已经来不及了，马哈蒂尔正按计划出访丹麦。
因总理出访期间无法安排，便先让教育部部长苏莱曼接见我。
苏莱曼部长告诉我，总理指示他，等他一回到马来西亚，就安排时间接见我。
“我到贵国的期限就是3月15日。超时不归，会违反中国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苏莱曼部长用右手敲着太阳穴，略加思考后说：“既然这样，这事要向总理报告。”他立刻打电话给马哈蒂尔总理。
总理此时又从丹麦出访伦敦。接到苏莱曼部长的电话，马哈蒂尔立即指示：要给徐思众先生办好延期回国的手续。
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外交途径，通知中国驻马大使馆，说明此事。
大使馆出面，帮我顺利办理了延迟回国的手续。
…
（6）贵人从天而降
…
贵人马哈蒂尔。
我不知道冥冥中是谁的安排，我从没想过所谓机遇所谓贵人。而事实是：我生命里的贵人从天而降，我珠心算事业的机遇从天而降。
永远记得生命历程上有着特殊意义的这一刻——1995年3月17日上午11点零5分到12点45分。上午10点，我特地去理发店吹了一个发型，穿上西服，系好领带。一切安排停当，总理府的工作人员已经来到宾馆。
马来西亚总理府气势宏大、金碧辉煌亦庄严肃穆。工作人员引我走到一扇大门，轻声告我：“这是总理的办公室，他在里面等你。”
走进那扇大门，一眼就见到了马来西亚国家的最高统帅马哈蒂尔。他高大的身躯在窗外阳光的映射下，显得俊朗、威严。
总理微笑着，轻轻地拉住我的手，缓缓坐到沙发上，亲切地问着：“来了多长时间了？”“都到了哪些地方？”“生活习惯吗？”
我向总理介绍，我来自中国浙江省慈溪市，那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一边说着，一边拿过来两样准备好的小礼品：“这是介绍我家乡的《慈溪画册》，这是中国最新的一四珠算盘。”总理高兴地接过来。
“你了解马来西亚小学生学习珠心算的情况吗？”
“在总理的亲自倡导下，马来西亚已经形成了一股学习珠心算的热潮。”
“马来西亚这样学习珠心算有什么问题？”
“根据我来马来西亚的考察情况，还是有一些问题的。科学这个东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来不得半点虚假。”我口无遮拦。
总理听到这，睁大了眼睛。
我直截了当地说：“主要问题是，教材、师资、教法等等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政府如果不整体地正确引导，很可能会有误导。”
总理专注地听着。“这些问题，你觉得应该采取什么办法解决？”
我胸有成竹地回答：“解决这些问题，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教材、统一师资培训、统一教学方法、统一教学工具、统一考试……”
“很好！很好！我要建议我们的政府采纳这些意见。”
紧接着，总理慎重地说：“徐思众先生，你是否愿意来马来西亚，帮助我们的教育部，推动马来西亚小学珠心算教育？”
没等我回答，他接着说：“如果你愿意来，是否让全家都来？是否可以长住几年？我和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是老朋友，我可以直接写信给他们，邀请你。”
总理认真提出这个问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
这里有个小插曲。1993年，马哈蒂尔出访日本，他发现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家，大型企业的员工在统计报表时并没有使用计算机。询问究竟，主人回答：“我们的员工普遍学习过珠心算，用珠心算计算又快又准。”马哈蒂尔又问，珠心算是谁发明的，谁教的？主人告知：中国人发明的，也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
马哈蒂尔在一所日本小学参观，小学生们做了珠心算表演。孩子们神速而精确的计算，使他深感惊讶。他问学校，谁发明的计算方法？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中国人发明的。
我想从那次访问起，中国珠心算的种子已经种进了马哈蒂尔的心田。他已经在考虑如何把中国珠心算引进马来西亚。他觉得这项技术并不亚于计算机技术，这项技术的引进，对基础教育有很大的帮助，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有效途径。
我很感动，很荣幸。马哈蒂尔这位世界著名的领袖这么在意中国的珠心算，因为珠心算，又这么礼贤于我。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我简直有高山流水，他乡遇知音的感觉。
我连连点头：“我愿意为马来西亚做好这件事。”
…
（7）我告市政府行政不作为
…
马哈蒂尔总理的邀请函。
从此，马哈蒂尔就把我当成他最好的中国民间朋友，我这个不起眼的浙江小个子就成了马来西亚总理的座上宾。
是珠心算，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1995年8月2日，马哈蒂尔给我写了一封邀请信，要求我尽快赴马与他再度见面。他的秘书先发了传真件给我，又把亲笔信邮寄到我的单位。
我向任职单位和市里报告了这件事。
有关部门觉得事有蹊跷，让我直接向市长汇报。市长让外事办公室来处理。外办的人对我说：“这封邀请信要是假的，你到大使馆签证肯定签不下来。而且，一旦被查出来，你还要去坐牢。”
此事一时惊动了市政府大楼上下好多人。慈溪的一个平民百姓突然收到外国总理的邀请函；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纯属子虚乌有。
我拟了一份正式报告交到市政府，报告很快被送到了分管文化和教育的副市长手中。
副市长批示：“徐思众同志应马哈蒂尔总理邀请赴马来西亚访问，应按因公出国办理。”
但是市长说，马哈蒂尔总理是以个人身份邀请徐思众的，按照有关政策这件事不能办因公出国，只能办因私出国。
我拿着邀请函到市公安局办理手续。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你要提供邀请人马哈蒂尔的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的复印件；要提供马哈蒂尔本人出示的经济担保书，否则公安部门不能办理。”
我有点哭笑不得：“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怎么能去要一个国家总理的身份证复印件，要他的经济担保书呢？”
但是公安部门按章执法，无懈可击。
我回头又去找市长。市长不置可否。
领导态度模糊，我就无所适从，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马来西亚那边不停地电话询问签证办得怎么样了，能否如期出国，我却不能告以实情；另一方面这边办出国手续四处碰壁、困难重重，即使我找来一大堆理由，他们也拖着不办。
无计可施。
恰在此时，国家《行政诉讼法》出台，我第一次接触了有关政府机关行政不作为的概念。认真研究了一下，然后来了一个急用先学，根本没有考虑行为后果。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条款，我一纸诉状将慈溪市人民政府告到了市人民法院。我告市政府，也告市长，告他们行政不作为。
这可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民告官”案例之一，虽然不算首例，当时也搅得慈溪小城沸沸扬扬。
按照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行政诉状的受理时间是７天。这7天，不知从哪来的一拨人，相继登门，苦口婆心，让我撤诉，不要和市政府作对，弄僵了关系，将来怎么办事做人？
我坦然地告诉那些游说者：“我不过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办点事这么难！可见市政府的官僚作风、行政作风！”
难道真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就在7天诉讼受理期结束的前一天，有关部门通知我速去办理出国手续。接到这个通知，内心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事情非要到这种地步才能办？
后来，细细一想，市政府突然那么痛快地转变态度，大开绿灯，缘由有三：
一是行政诉讼的力量。一旦开庭，市政府落下“行政不作为”的名声是很难堪的，市政府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是来自马来西亚总理府的督促。总理府将有关信息反馈到中国国务院，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北京方面敦促有关方面尽快办理。
三是据说李鹏总理通过有关人员给宁波市政府明确指示：用最快的速度办理徐思众的出国手续。
因为出国手续问题，赴马行程一直延搁不定，直到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