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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
转眼就是4月中旬，离正式培训只剩七八天了。
4月15日下午3点，我和爱人一起上门督促。找到了出版社老板，落座之后，我开门见山：“培训老师的时间是4月21日，一培训，就要立刻使用这些教材……”
还没有等我把话全部说完，这个老板极不耐烦地把手向空中一扬：“催什么催？麻麻烦烦，别说了，我们不做了。”
天！
出书的合同是和这个出版社签订的，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他们拖，但拖到最后，无论如何也要执行合同，好歹赶都要赶出来的。没想到老板到这个关键时候，竟然来这一手！
…
（25）“气大伤身，停下！”
…
受了委屈，向王春贵大使诉说。
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脑子里瞬间一片空白……我该负违约责任了！
从出版社出来，我垂头丧气，失声一般，说不出话。爱人看我心情恶劣，就边走边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去，看我愣愣无神的样子，她就大声地叫了我一声：“思众，不能这样，气大伤身，你会生病的！”
……终于听见爱人焦急的声音，缓过神来，我对她说：“我真想哭，大声地哭，为什么这么难啊！我想喊，我想大声地骂人，他们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啊！好不容易签下来的合同，刚刚开始执行，这就要流产了。这算怎么一回事？我不甘心啊！
“走吧，先回家，你放心，我不会趴下的……回家，回家！让我的心静一静，再想办法。”
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给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打电话。
大使馆的官员耐心地听完，然后问我：“徐老师，你准备怎么办？”
当时我正在火头上，情绪冲动，脱口而出：“我不想做这个项目了！”
沉默了几秒，电话那头劝我：“徐老师，你不可以这样想，这涉及到两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你一定要从国家的大义来考虑和处理这件事情，而不能只顾自己的委屈，只顾自己的情感。”
突然间，我像被注射了一剂强心针，情绪立刻稳定下来，“请大使馆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人在异域，碰到委屈，给大使馆打电话，就像是给母亲打电话。听到大使馆的声音，一点也不夸张，我就像听到伟大祖国的号令。
准备战斗！耳边突然响起了小时候最爱唱的那句样板戏歌词：
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放下电话，我想了想，离正式培训教师的时间还有7天。这7天每一天都比黄金宝贵。根据我和阿尔出版社签订的出版合同，我拥有全部书稿的著作权，出版社则拥有出版权。在合同有效期内，已经交付给阿尔的书稿，我不再可以拿给别家出版，也不可以擅自印发，否则就是侵犯了阿尔出版社的版权。所以所有培训用书必须在7天内重写，内容必须和交由阿尔出版社的那些不一样，而且要设法及时印刷装订一批出来，以供急用。
当天下午，我向我的7个助手简要地叙述了事件经过。
“我曾对大家说过，我们在国内，每一个人都普普通通，可到了国外，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现在有人逼我们，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想看我们失败告终，无功而返。我们能让他们看成吗？”
“不能！”7个助手不约而同，掷地有声。
“那么，开始吧。”
我的脑子高速地运转起来。7天拿出书稿确实不易，好在这么多年，我已经写过了很多书，那些内容烂熟于心，完全可以对它们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
我在前头拼命地写，我的助手在后面拼命地翻译、打字、装订……大家夜以继日，决斗一般。
4月20日凌晨3点多钟，经过7天7夜的奋战，三本书稿：一年级珠心算课本、珠心算作业本、珠心算教师指导用书终于编印成册。
大功告成，大家情不自禁击掌相庆！
不远处，飘来悠扬而激越的诵经声，歌唱似的。不知哪位虔诚的穆斯林教徒在做早祷。
下午，我带着刚装订好的教材资料，离开吉隆坡前往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边境的新山，那个地方离吉隆坡大约有350公里。
…
（26）在马来西亚被起诉
…
在马来西亚正式出版的英文版教材。
与阿尔出版社的事还没完。
阿尔出版社老板很快拿出了一份清单。我一看，吓了一跳，一个头变成了两个大！
这是一份赔偿清单。里面列出了我要赔偿出版社前期的版式设计、排版和校对等费用。
这些工作我们不都做过吗？难道不算？
阿尔出版社态度强硬，矢口否认：“你们没有做过，没有！”
另外，书稿里面的卡通插图原先是我自己画的，担心自己卡通画水平不高，便让出版社重新找人画，相关费用由我负责。也就是说我不清不楚地花钱买断了那些卡通画的版权，现在也必须为此拿出一笔钱来。
吃亏吃得不明不白。可是，出版方没有告诉过我这些细枝末节中的奥秘。我冤不冤？
阿尔出版社不按合同及时出版，最后又先提出不干，撕毁合同，到头来倒打一耙，居然要作者赔偿他们！费用总数大约38万马币，约合人民币七八十万。
无稽之谈！情急之下，我还是把这个情况向马哈蒂尔总理报告了。
马哈蒂尔总理得悉，很快找来丹斯里郑福成，让郑福成出面帮助我。
我把和这个出版社签署的出版合同，以及我催他们印书的所有传真信件拿给丹斯里看。
看完以后，郑福成说：“徐老师，不用再谈了，我什么都明白了。那就采用一刀两断的办法！”
2003年6月9日，郑福成把我和出版社老板一起约到他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人还有郑福成的私人律师、私人助理，出版社老板的一个随从。
当天决定：立即中止合同。
对方要我拿出40多万马币。我断然拒绝：“你违约，还要我来赔钱，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谈判陷入僵局。
看到这种情况，郑福成站起身：“徐老师，你随我出来一下。”
我跟郑福成出到门外。
“徐老师，我看算了。你确实委屈，但如果签约方就是拖着找各种理由不做，我们也没有办法。你往宽处想，权当帮助马来西亚建设，吃点亏吧。”
沉思了好一会儿，看在丹斯里郑福成的面子上，我说：“尊敬的丹斯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听你的劝。只是“赔付”款项不能那么多。”
几经反复，最后敲定下来，由我“赔付”给这个出版社33万马币，并签订协议。协议规定：协议签订后，我先期即付20万马币。
我提出三个条件，第一，退还他们已经擅自印完的3000套书。这些书对我虽然已没有用，退给我也要全部当废纸处理。但我既然已支付20万元，书也是我写的，就必须把书还给我。第二，退还印刷用的菲林软片。第三，退还原稿。
这些条件一经达成，我就立刻支付剩余13万。
上述要求，出版社表示同意并写在协议里。
对于我提出的要求对方必须做到的三个条件，阿尔出版社极不情愿，一直拖欠办理。
我也扣住第二期、第三期应付款。按照协议，对方不还给我原稿，不给我菲林，我就可以不再付给他13万马币。
可是对方击中了我的一个软肋：我在和教育部的合作协议中，约定三年期间，我不能在马来西亚发生任何法律问题，或涉及法律纠纷事件。正是抓住这一点，阿尔出版社设下圈套，来了个故意违约。然后以我拒付13万马币为理由，向马来西亚吉隆坡地方法庭起诉我。
…
（27）下三滥的人身搔扰
…
他起诉他的，我培训我的。
在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同志的推荐和介绍下，我聘请了马来西亚著名律师陈怀安先生，迎接对方的挑衅，向对方提出了抗诉。
陈怀安律师是一位70多岁的老律师，在马来西亚律师界享有较高威望。他是马来西亚著名金狮集团常年法律顾问。
陈怀安律师了解了全部案情，对对方的评价只有四个字：无理取闹。
陈怀安律师内疚地对我说：“他们对待来帮助马来西亚搞教育的朋友，缺少起码的礼貌。但你要相信他们是非常少数的人，不过是在为个人的商业利益进行恶性竞争，他们不能代表马来西亚人民。”
起诉方哪里知道我从来做事一向仔细谨慎，与他们打交道以来，我很细心保存所有的历史资料，哪怕是随手签的一个小字条。陈怀安律师看了我保存的原始证据材料，信心百倍地对我说：“这个官司我们一定会赢。”
这个官司赢不赢，在对方恐怕并不特别重要。这帮家伙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一次次地制造违约，让我惹上官司，最终撵我走人。
这真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