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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澎被捕投敌后受到影响，几乎全部被破坏。戴以杜月笙过去在沪的交游很广，乃
电令在港担任华南区区长的王新衡与杜联系请其设法，杜允物色穿针引线的人选。
1939年，杜经徐寄席介绍，与大汉奸高宗武、陶希圣有关系的黄溯初接触。杜
曾两度由港飞往重庆和戴密商，还见了蒋介石。结果把高、陶拉了过来。其经过情
况，我于事后听王新衡谈起过，大致如下：徐寄席和杜月笙都是当时上海市商会的
常务理事，两人交情颇深，徐为敌伪所逼，离沪赴港，住九龙黄溯初家中，与杜经
常往来。黄溯初名群，和徐同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人物，又是温州同乡。黄在上海办
通易信托公司失败，避到香港，徐为其料理善后，因此两人私交甚笃。黄与高宗武
及陶希圣都是小同乡，听说且与高有师生之谊。杜因戴托，商之于徐，徐遂引黄见
杜，杜认为可以利用黄到沪策动高、陶投蒋，要王新衡电告戴笠。戴因1938年到港
时曾被香港警务处拘押过两个多小时，不愿再到香港，故邀杜赴重庆商谈。杜第二
天（即1939年阴历元宵节）飞渝，戴亲到机场接到寓所商量，决定着黄立即去上海
找陶、高接头，看其表示如何，如他们愿回头的话，看有什么要求，再请示蒋介石
办理。因此社在渝勾留三天后即回香港，黄便赶到上海活动，杜先垫给了活动费用。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光景，黄回港向杜回报说，陶、高看到汪和日本订的卖国密约，
都后悔不该随汪当汉奸，但目前却不愿回到重庆，顾虑当过汉奸，会受到惩处。杜
嘱王将情况告戴后，戴复电说，此事经蒋介石指示邀杜赴渝面商一切，因此杜再次
飞渝。这次杜在重庆勾留五六天才返香港。返港时告诉王说，他飞抵重庆机场时，
戴迎接他到其寓所，第二天由戴代为通报见了蒋介石，蒋当面指示说，只要陶希圣
和高宗武脱离江伪政府，回到重庆，要做官就给他们以相当的工作，愿出国考察就
给资出国，决不惩罚他们，如他们能把日汪密约带出来，还有重赏。蒋并叫财政部
长孔祥熙发给杜港币10万元，作为活动费和陶、高的生活费。这时杜第二次嘱黄去
上海，叫他把蒋的指示转告陶、高，一切由杜担保，同时从10万元港币中发给陶、
高各4 万元。不久，陶、高携带日江密约随同黄到了香港。王又根据杜的嘱咐用电
报向戴报告，同时并派人将日江密约送往重庆。经戴报告蒋介石指示，将密约用陶
等名义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陶已愿意赴渝，而高则请求赴美考察。经戴报告蒋批
准，由财政部发给高美汇5 万元，任其去美。陶不久便飞往重庆，蒋留他在身边工
作，后任中宣部副部长。为了这件事，蒋发给杜奖金法币20万元，军统局发给王新
衡和华南区内承办人员奖金港币5000元。
以上是陶希圣、高宗武背汪投蒋的经过。据严愕声先生说，徐寄廊在抗战结束
后，得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即因此番出力的缘故。
（四）杜对戴在经济上的支援戴笠从1939年起，根据蒋的密令加强各地特务组
织监视、限制异党的活动，除了办训练班训练大批特务外，并将军统局内外勤的组
织大肆扩充。他事先并不向蒋报告增加编制预算，即通知军政部军需署增拨，但军
需署每月仍按该局原预算发放经费，以致每月不敷甚巨，临时必须东挪酉借，才能
应付，待到年终，向蒋报销，核准后才由军需署发还归垫。我于1941年春被调到军
统局会计室，主要的工作便是担任领发和筹措经费，当时每月除向军需署请领定额
的经费之外，不敷之数，就向军统局所领导的如财政部缉私署、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等单位挪借。有时仍感到周转不灵，就向戴反映。这年冬天，戴叫我和会
计室副主任林尧民、张冠夫三人同赴汪山去看杜月笙，和杜商借法币5 万元。我们
向杜说明来意，他毫不迟疑，答应如数借给。当时西安通商银行经理王保康来渝，
住在杜家，杜叫王招待我们食宿。翌晨早点后，便由王将5 万元支票交给我们。后
来我去通商银行付还这笔借款本息，该行经理庞安民说，杜关照过，不收息金。以
后我还独自去借过三次，两次在交通银行楼上见了杜，两次各挪借10万元；过了两
年（1944年夏），在来龙巷范绍增家见杜最后一次挪借，由于通货膨胀，数字达5000
万元。我去范家看杜的那一次，社正在叉麻将，范绍增出来接待我，进入内室。原
来他们5 个人轮换地玩，范正在“做梦”。我候到杜起身“做梦”，将来意向他说
明。他说：“雨农已有电话给我，是我请他约你到这里来的。”接着就把准备好了
的支票交给我。
1944年冬，军统局报告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增加编制预算，由军需署
增发。同时并经军需署长陈良批准预借三个月经费以资周转，这样，才没有向杜继
续挪借。
此外，杜月笙在重庆还为军统局划拨上海秘密单位的经费。军统局上海各单位
的经费，原由香港拨汇，自1941年该地被日军占领后，由重庆拨兑，最初是商店和
金城银行等处划汇，所付汇费和手续费很重，且有时不能如期拨到。1943年冬，我
向戴笠反映了情况，戴答复我说，这件事找杜月笙可能解决，等他和杜商量后再告
诉我。过了两天，戴给我说，拨上海的款子已经和杜谈好，杜已交代通商银行给我
们划拨，嘱我去该行接洽。军统上海方面经费由局内华东区会计股经管，这个股由
会计室领导，我偕同该股股长张震到通商银行，该行经理庞安民告诉我说，杜已有
电话交代明白，不烦费神。那一次一笔就划拨法币900 万元，所收的手续费比金城
银行便宜得多。以后由张震经手和该行接洽划拨，每隔半年一次，真到日本投降时
为止。
（五）合组通济公司1943年春，国民政府财政部战时货运管理局经济研究室专
门委员朱惠清向戴笠建议，派人到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品运蒋管区调剂物资。戴
认为可行，惟在上海设庄收购花纱布等，必须先找到适当的人才能办通。军统局当
时在沪虽有许多特务，但都在搞秘密情报工作，不便公开活动，且他们都不大懂得
做生意。于是他找杜月笙商量，杜提出了他留在上海的徐采丞及万墨林等，徐、万
和日方特务部门的梅机关早有勾结，可以通过梅机关收购花纱布等物资运往后方。
杜答应和戴合作，戴于是拟了一个由战时货运管理局与杜合作成立一个货运庄的计
划，呈报蒋介石。蒋将这个计划发交给“国家总动员委员会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
核议。当时该会的秘书长，由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兼任，副秘书长为刘
攻芸。孔觉得有利可图，答拟扩大组织，增加资金，由中、中、交、农四行及邮汇
局参加投资。蒋认为可行，叫戴重拟扩大计划，送蒋发交全国经济动员委员会，经
孔办妥批准程序，由刘攻芸通知杜、戴。杜、戴根据这件公文邀集了四行一局的负
责人和货运局副局长王抚洲一起开会，戴派朱惠清出面代表。中央银行出席的是钟
愕（秉锋），中国银行是总经理贝祖治（湘苏），交通银行是钱永铭（新之），农
业银行由张润生代表总经理顾翊群，邮汇局是总经理徐继庄。会上根据默契，推杜
任董事长，钱、戴、钟、贝、顾、徐、朱和杨管北（杜的门客，代表杜）任常务董
事，王抚洲、张润生等为董事，刘秉彝为总经理。资金法币一亿元，原定四行一局
各投资1000万元，货运局2000万元，杜月笙为首商股3000万元。后来货运局的2000
万元由于财政部认为该局是行政机关碍于规定不便投资，没有批准。经杜、钱两人
与戴商议，改由商股投资，把商股改为5000万元，但仍承认货运局有2000万元，无
形中把资金总额增为12000 万元。商定货运局的2000万元毋庸照交，凡通济运来内
地的物资，都交由货运局的卡车免费代运，抵付该局的投资。
通济公司于1943年秋成立，总处在重庆林森路49号楼上。戴派朱惠清以常务董
事名义常驻办公，还派原任货运局业务处处长的林尧民担任总稽核。杜派郭兰馨为
该公司的主任秘书。
通济公司从成立起，到日本投降后为止，由上海购运了两批物资——棉纱和布
匹到蒋管区。第一批纱布共3000件于1943年冬由商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