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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