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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青年学生和广大人民的镇压,把这个“维护领袖安全”的重担子,直接打电
报交给西安警察局长马志超负责。马志超一面派遣特务李翰廷等组织了一个便衣警
卫组,驻在华清池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同时在西安市和通往临潼县华清池道路上,
加强了岗警与便衣特务的巡逻,采取了进一步盘查、侦防、镇压等非常措施。1936
年12月9 日西安事变前夕,西安学生3000多人在革命公园广场集会,群情激昂,一
致反对内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继之散发传单标语,在西安市游行示威,
并准备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马志超只知道保护蒋介石和镇压学生爱国运动,
不顾一切,会同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指挥警察、宪兵、特务对游行请愿学生实行
武力镇压,勒令学生解散队伍、停止游行,把学生队伍冲散,并把西安通往华清池
的中山门城门紧闭,派警察、宪兵实弹上刺刀守住城门口,阻止学生队伍到华清池
向蒋介石请愿。同时,在西安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武装实弹的宪警,对游行队伍如临
大敌,学生不服制止起而反抗,与特务、宪兵发生冲突。马志超、杨镇亚下令军警
开枪当场打伤学生。马志超电告南京军统局报功,立即得到了戴笠回电嘉奖。
由于他作贼心虚,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他立即化装为黄包车夫,连夜混乱中逃
出了西安。1937年军统特务卷土重来,又到了西安。原来在西安警察局的特务舒翔、
李翰廷、许忠五等,仍旧盘踞这个血腥机关。李翰廷还以西安警察第一分局长职务
作幌子,掩护他担任军统局西安站长和以后西北区的直属组长。舒翔、许忠五仍然
充当西安警察局督察长和侦缉队长。但军统局顾虑马志超回到西安去,会引起西安
人民的反感,于军统局和马志超本人都不利。因此,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在军统幕
后操纵下,让非军统分子杭毅、孙谋过渡了两三年。不知道内幕的,以为军统局放
弃了西安警察局,其实这是军统特务运用公开机关和外围人物,在某种情况下不得
已而为之的狡猾手段。接着,从1940年起,西安警察局长一职,又由军统特务控制
迄于1949年解放前夕。同样,军统局对于兰州警察局也没有放松过。因为马志超不
见容于西安人民,从1937年起,军统局改派他充当兰州警察局长,其中心任务仍然
是为军统局兰州站打掩护,同时负责筹办军统局兰州特务训练班。
1937年11月,我到兰州视察工作,和甘肃省府主席贺耀组见了面。贺对我说:
“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