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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枪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
一步一步走下楼梯。楼下大厅里三三两两，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
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交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觉察到王大哥是有意的不和他打招呼，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
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
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有，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
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5 分钟。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
民先生得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3 时伤重毕命于德国医院。”
民国22年5 月8 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
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华北最高当局以及
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
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
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阴谋，等
于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9卷第4 期，转载时文字有删节）
河内行刺汪精卫
王方南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从重庆乘飞机出走，路经成都转飞昆
明逃往河内，随即于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向日本投降。这份“艳电”，
首先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驻香港特派员林柏生主办的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
“艳电”发表后，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当即命令戴笠派人去河内行刺汪精卫，
趁汪尚未离开河内之前把他除掉。戴笠是以香港作为指挥中心进行这次暗杀活动的。
当时我是军统局香港区的助理书记，对于这次暗杀行动的部署情况有所了解。
建立河内据点戴笠接到命令后，深知事关重大，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任务。
他首先考虑到的是，军统在河内虽然派有人员，但力量薄弱，担负不起刺江重任，
急需另调一批人员潜人河内，专门执行这项任务。因此必须在河内建立一个隐蔽的
工作据点，以便进行活动，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在河内设有一个
总领事馆，总领事是许念曾。军统原派有一个名叫方炳西的人在该领事馆担任秘书。
据方炳西说，戴笠为了利用该领事馆作为掩护，曾秘密去过河内一次，他对许念曾
封官许愿，极力拉拢，答应事成后给许以高官职位。许念曾为了升官发财，也乐于
巴结戴笠而甘愿为蒋介石效力（后来许念曾经戴笠推荐一度出任驻埃及公使）。于
是河内总领事馆便成为戴笠刺汪的活动据点。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得以在该领事馆
的掩护下顺利开展活动，并且还设有电台，作为通讯联络的工具。
设立香港指挥中心
戴笠是一个非常机警的人。他感到这次奉命刺杀汪精卫，任务十分艰巨，必须
谨慎从事，周密部署，不能有半点差错，而且非亲自出马不可。但他觉得如果自己
前去河内部署指挥，逗留时间长了，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一旦被人发觉，事情反
易败露，有负使命。所以，他决定不去河内，而把指挥中心设在香港。这是因为：
首先，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可以随时进出，不受签证等项手续的限制。其次，
香港距离河内不远，乘坐海轮一个昼夜即可到达。而且香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有
船与上海、天津、广州、澳门以及海外各地通航。空运有班机直飞重庆，人员调遣，
极为方便。再次，军统局在香港原已设有一个区，人员和其他方面的配备均较齐全，
可以随时调用。由于香港具有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戴笠便于1939年1 月中旬，从重
庆秘密飞到香港，随行的有他的亲信秘书毛万里（系毛人民的胞弟，浙江江山人，
与戴笠是同乡）。
戴笠到港后，立即与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研究刺汪办法，积极进行部署。
他的行动十分秘密。戴笠在香港原置有洋房一幢，但他却不长住在此，而另在香港、
九龙分别租有公寓轮流居住。香港区在高街6 号设有一个联络站，我当时居住在此。
戴笠将秘书毛万里也安排在此办公和住宿。戴笠还经常在此会见工作人员，多在夜
间进行。香港区还设有电台两座，戴笠指定报务人员日夜值班，专门与河内、重庆
保持通讯联系，所有往来文电，均须由他亲自处理。这样，戴笠在香港的指挥中心
就宣告组成了。以后，戴笠就住在香港亲自指挥部署刺汪行动，直到4 月河内刺汪
事件发生后才返回重庆。
人员调遣
戴笠是靠暗杀起家的，在办理行动案件方面，有不少经验。但由于这次刺汪案
件特别重要，非同寻常，戴笠格外郑重其事，决定挑选一批精干人员前往河内。军
统局有一个素为戴笠所赏识的人叫余乐醒，一向主持训练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军统
局杭州。临橙等训练班的副主任。此人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能讲法语，而且熟悉情
报业务，通晓爆破术和毒药制造，人亦精明干练，办事负责。戴笠认为派余前去最
为适合。于是在他离开重庆来香港之前，便决定派余乐醒带领几个行动人员先去河
内进行侦察，伺机行动。
戴笠到香港后，觉得在行动方面还须增派一些得力人员，以便集中力量采取行
动，便把原军统局北平区区长陈恭澎调到香港，要他前去河内会同余乐醒直接指挥
这次行动。听说陈以前曾参加过暗杀张敬尧的行动，在暗杀方面也有些经验。接着
戴笠又把军统重庆武术训练班的教官唐英杰和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王鲁翘两人从重
庆调来香港。后从小学习武术，据说有飞檐走壁的功夫。王是军统局杭州训练班的
学生，身强力壮，枪法很准，是戴笠亲自选中的贴身警卫。另外，戴笠还从上海调
来两个行动人员。这些人员到达香港后，戴笠—一接见，勉励他们竭力为“领袖”
尽忠效命，事成之后，定予重用。随后，这批人便由陈恭澎率领从香港乘坐海轮前
往河内。至此，军统派往河内的人员，先后已达10余人之多。
武器运送
河内当时处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之下，想在那里一下子找到一批枪支很不容易，
即使用钱购买，一时也买不到很多，枪支问题不解决，刺汪就无从动手。唯一的办
法只有从外面运送进来。当时滇越铁路因为是法国人经营的，尚能通行无阻，我国
需要输人的物资和军火，可以通过这条国际通道经河内运到昆明；而我国需要输出
的物资，也可以从昆明运往河内，销往海外。同时还有滇缅公路的运输，也是以昆
明为起（终）点的。所以昆明便成为我国当时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重
要口岸。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昆明设立了一个西南运输处，专门负责办理这方面的
运输业务。
西南运输处在香港设有一个分支机构，其名称为交通部西南运输处香港监运科，
由军统局控制。这个科的科长，由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兼任，内部主要负责人
均为军统分子。它的任务是负责监运从香港进口的物资和军火，着重监运由滇越铁
路经河内运到昆明的物资和军火。由于有这种业务上的便利，戴笠即要王新衡派人
从香港运送一批手枪去河内，于是武器问题便解决了。这就为刺江行动作好了充分
的准备。
刺汪未成误杀曾仲鸣
人员和武器问题解决以后，已是1939年的3 月了，戴笠惟恐汪精卫离开河内前
往南京。他几次去电河内，催促余乐醒、陈恭澎争取时间，早日动手。经过余、陈
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最后决定于3 月20日晚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