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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罗国熙。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第一种地区是解放区。第二种
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三种地区是沦陷区。军统局在以上三种地区进行的活动，
各有不同。军统局对解放区，采取进攻破坏的方式。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渗透
破坏。在陕西省的榆林、汉中设有两个派遣组，专门负责派遣特务的活动。军统局
还配合国民党军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线上设立封锁站，截留从陕甘宁边区进
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胁迫他们当中的动摇分子充当特务。1938年春张国焘由
延安叛逃，投靠了军统局充任“时事研究室”主任，专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还
为军统局出谋献策，妄图把解放区的军政干部拉出来，充当特务。在解放区的周围，
军统局的秘密组织配合国民党军队修筑了五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经水，东迄
黄河，绵亘数省。实行军事、经济的封锁，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妄图打下延安。
在黑暗反动的蒋管区，军统局采取镇压群众的方式。军统局的秘密组织和公开
组织，双管齐下，镇压革命运动，破坏革命组织，严密管制人民，各省市的警察局
都加强保甲制度，管制户口。军统局控制下的交通检查所，检查水陆交通工具；航
空检查所，检查飞机的运输和乘客；邮电检查所，检查人民的邮电往来，监察各种
秘密电台的通讯。在蒋管区内，竭力破坏一切革命运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囚禁、
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实行法西斯统治。
另外，军统特务在敌伪侵占的沦陷区，采取和敌伪勾结，宁渝合流的方针，派
遣特务到南京、上海，和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秘密联系。军统局的武装
特务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名义上是在沦陷区打游击，实际上和敌伪军勾结一起，
妄图消灭新四军。京剧《沙家浜》就是表演忠义救国军当年在江苏省昆山、常熟县
阳澄湖一带和敌伪军勾结一起，进犯新四军的罪恶事实。
由于郑介民和唐纵任帮办、毛人民任主任秘书，因为这三个人的不同籍贯，戴
笠死后，造成军统局特务系统的三大派。
第一派，是浙江派：毛人凤，浙江人，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第二派，是广东派：郑介民，广东人，升为国防部次长，兼国防部第二厅厅长。
第三派，是湖南派：唐纵，湖南人，任国防部保安局长兼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
这三派都在逃亡台湾后分道扬镳，各搞各的特务系统。保密局局长毛人民死了
后，由广东派的张炎元继任。郑介民逃亡台湾，任国防部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
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统一特务的领导6 唐纵
逃台湾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组主任，后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
书长。
夺取胜利果实日本宣布投降，1945年9 月9 日我和戴笠到了上海，在上海市杜
美路70号成立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由戴笠兼处长，我任行动组组长。另设有：人事、
“督察、情报、司法、总务五个组。五个组的组长由军统局的处长担任，等于将重
庆的军统局迁到上海。可见戴笠对抗日胜利后的上海十分重视。戴笠到上海，一面
指使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控制伪军，打着”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
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一面下令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进驻京
沪杭铁路沿线，以”维持治安“的名义阻止新四军进人上海市，并命令伪军拒向新
四军投降。同时出动上海市所有的军统特务，劫收上海市敌伪的财产。自1945年9
月9 日起，到1946年3 月17日戴笠坠机死亡止的半年时间内，劫收了敌伪政府的全
部财产。以肃奸的名义，先后逮捕了500 名大小汉奸，没收他们的财产。其中有大
量的黄金、美钞、珠宝、钻石、古董、书画。这些财产不少进人军统大小特务和私
囊，其余财产存在上海”中央银行“。以后蒋介石将这些财产，连同从南京、天津、
北平等城市幼收的大批敌伪财产作为资本，在上海圆明园路设立一间三有公司，派
侍从秘书毛庆祥和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分别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和经理，从事投
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密令毛人凤和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负责将
存放在上海中央银行的全部劫收财产用船运往台湾，以免落人中共手里。但这批财
物并没有运抵台湾，台北各报多年有此报道，追问这批财物究竟运到哪里去了，蒋
介石却装聋作哑，不敢吭声。
军统局特务除了在上海公开劫收外，还有秘密的劫收，甚至绑架勒索，无所不
为。绑架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如荣德生，就是一个轰动全国的例子。
我在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任9 个月的处长，破获的绑票案，计有：京沪、
沪杭两铁路党部的中统特务，绑票广东富商陈炳谦的两个儿子；驻上海“长春部队”，
绑票上海嘉定银行总经理钻石大王范回春；淞沪警备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李守成，
绑票上海五金大王唐宝昌；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军统特务头目毛森，绑票上海
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勒索美金50万元。
毛森，浙江省江山县人，杭州警官学校毕业，是戴笠的小同乡，又是戴笠的得
意门生，既和毛人民是同乡同宗，又有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屠户”汤恩伯为后台，
在上海为非作歹，猖狂之极。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派他往上海，被日本宪兵队
捕获，叛变投敌，充当了汉奸。后来因为受到戴笠和毛人风的庇护，抗日战争胜利
后，戴笠派毛森为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1946年4 月下旬，上海面粉棉纱大王荣德生和儿子荣毅仁，离开寓所，荣德生
在前往办公处的路上被人绑票。荣毅仁到稽查处向我报告，说他的父亲被绑架，要
求我追查。我问荣毅仁：“绑架你父亲时，你有没有看到有人出示一种红色的逮捕
证？”荣毅仁答：“我看到有红色的逮捕证。”我问：“逮捕证的封面有没有印着
逮捕机关的名称？”荣答：“有的！是第三方面军逮捕证。”我立即坐汽车到杜美
路军统局上海办事处行动组，查阅第三方面军第二处毛森送来备案的逮捕证，封面
上确印有“第三方军逮捕证‘（漏印了一个”面“字，应该是”第三方面军逮捕证
“），证实荣德生是被第三方面军第二处毛森下令逮捕的。
有一天，稽查处沪南区稽查所监听荣家的电话，发觉荣家备了美钞50万元，送
到蒲石路和绑票匪接头赎荣。我亲率一批稽查员，埋伏在蒲石路，以便捕匪。结果，
绑票匪没有来，我将荣家的人和两皮箱美钞带返稽查处，由军统局上海办事处督察
组组长廖华平、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处长张师、稽查处沪南区稽查所所长张汉光监
督。清点两皮箱美钞，经过一张一张的清点，确实是美钞50万元，我准荣毅仁将款
领回。5 月底一个晚上，在上海郊区真如车站附近的一间屋里，找到荣德生。凌晨
把荣德生送回家。
5 月上旬，蒋介石派吴国祯为上海市市长。当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兼淞沪警备
总司令。钱被调走，由他兼的湘沪警备总司令部也同时撤销，另成立一个比湘沪警
备总司令部低一级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蒋介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宣铁吾任警备司
令。我则被调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编人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另派陶一
珊任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
6 月1 日，我把稽查处的人员及文卷移交给陶一珊。又将毛森绑架荣德生的经
过报告军统局。我离开上海后，不知道毛森又用什么方法向荣家敲诈一笔巨款。
7 月1 日，军统局在南京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任局长，
军统局局长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毛人风为了向蒋介石表功，又可为毛
森解围，想出一条名利双收的妙计。这是毛人凤、毛森和陶一珊商议，要毛森将绑
架荣德生的绑匪和敲诈得来的巨款交出，说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和
毛森一起将荣德生案破获，公布社会，轰动全国。又把敲诈的巨款充当破获该案的
奖金。毛森和陶一珊除自己拿了奖金外，另外送了毛人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