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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的宣传。因为是属于豫、鄂、皖三省剿共的区域，把共产党说成是“苏联的工
具，为出卖国家民族的罪人；不仅要富人的钱，而且要穷人的命”云云。至于系统
地宣传法西斯思想，当时复兴社在北平曾办有《北方日报》与《老实话》等刊物。
前者除表白坚决反共和作一般的新闻报道外，其所刊行的文章，不外对蒋介石所讲
的力行哲学等反动思想进行阐述而已。后者则采取词句比较生动有趣的体裁，以吸
引一般青年学生的阅读，争取他们对蒋介石的崇拜。
此外在北平还有由管翼贤所办的小《实报》，着重社会新闻的报道；由成舍我
所办的《世界日报》，自认为是民间报纸，不属于什么党派。特由主办《北方日报
》的王辉明，主办《老实话》的张佛千同他们取得联系，互通消息和互登有关的文
章。至天津的《大公报》，曾由我亲自去天津，与其经理胡政之接洽，要他多发表
我们的有关文件，如讲演词和有关宣传的论文等等。
至于我个人则以政训处处长名义，在某一次所谓学术讲演会上作了题为《民族
建设纲领》的讲演；还对黄部所成立的县政人员训练班，讲了一次如何当一个好县
长的讲话。其他对保定集中军训的讲话、对华北学院学生的讲话、对北平市党部的
讲话，以及访问东北和西北各军师长的讲话等等，对象虽不同，而所讲的中心只有
一个，就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一套，企图通过这些讲
话，建立各方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信仰，在其领导之下，为反共而牺牲奋斗。
复兴社在华北的罪行复兴社在华北的有关部门，如政训处、宪兵三团及各学校
的训育主任和军训教官等等，都对人民犯了滔天的罪行。而宪兵第三团的罪行尤为
突出，因为它是复兴社所掌握的首要特务机关。诚如阎宝航先生所写（流亡关内东
北民众的抗日复上斗争）一文中所说：“这时专以镇压抗日人民为任务的中央宪兵
第三团，已经开驻北平。抗日有罪，成为公开执行的法令，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直言之，也就是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及一切进步人士之被捕和失踪者日有所闻。
当时我对宪兵团，认为是分所当为，既满足了复兴社的要求，也表达了我个人的意
愿，只听见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对共产党人和一切进步人士采取镇压和迫害的行动，
尤以镇压和迫害进步的青年学生为多。我所知吉鸿昌被杀害的情形，追述如下：吉
鸿昌和任应歧等爱国军人在天津被刺，后解到北平被何应钦枪杀，起初我也是不知
是什么人干的。后来戴笠派在政训处任挂名科员的卢起勋告诉我，才知道这一暗杀
案子是由戴笠派其重要人员郑介民亲来华北主持、策动、指挥卢起勋和其他人等所
干的。事情出在天津的国民饭店，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周密布置才达到目的。当时复
兴社骨干分子，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极端仇视，嗜杀成性，只要听说是共产党就格
杀和监禁，根本用不着什么法律和手续。翟秋白先生对血腥屠杀有“虐政何妨援律
例，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诗句，就是恰好的写照。
复兴社被日本人赶出华北的经过1935年6 月日本人一定要把复兴社所属的政训
处和宪兵团以及有关的中央军第二师和第二十五师赶出华北，并列人于“何梅协定”
的条款中。我当时看来：并非政训处与宪兵团对日本人的侵华行动有何大不了的妨
害作用。虽在长城战役时，华北宣传队曾有一度抗日的宣传活动，到塘沽协定，宣
传队改为政训处后，就着重于对华北各杂牌军队的控制活动，已无若何抗日的宣传，
只不过一些拥护国民党、拥护蒋介石等等的例行传单标语而已。到我继刘健群任政
训处处长时，更由抗日宣传转而为反共宣传。我虽曾讲了一次《民族建设纲领》，
说要建设一个统一的民族，仍不外于一般理论的空谈，说不上会对日本帝国主义者
发生什么坏的影响。至于宪兵团专从事破坏和镇压共产党人及一切进步人士的抗日
活动，不惟无碍于日帝的横行霸道，而且与日帝的意图不谋而合。但在日本人看来，
宪兵团在华北的行动，尽管与它的意图相合，但毕竟不是它自己的宪兵团，能够为
所欲为。归根结蒂，不仅要南京政府在北方的统治归于“实亡”，而名亦不许存在。
这样，它才好作为一个地方问题来处理，以达到不战而占领华北的目的；所以名虽
赶走政训处与宪兵团，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两师军队，其主要的目的却在于赶走军分
会。事实正是如此，在政训处等被赶走不久的期间内，军分会就不能不自行撤退，
让位于地方性组织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了。
日帝为了要达到赶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的目的，在何梅协定前，就对
政训处和宪兵团采取种种威胁和挑衅的措施。其散兵游勇和特务浪人，常来政训处
门前东张西望，窥伺侦察；更在我住所门前来来往往，监视我的进出。他们对宪兵
团更极尽挑衅之能事，不仅当着宪兵辱打人民，调戏妇女；而且凡宪兵守卫的地方，
如中南海何应钦所住之处，无不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在卫兵的刺刀上划
洋火点烟，对着营门小便等等野蛮行动，真举不胜举。更不分昼夜地闯进何应钦住
所。作种种横蛮无理的要求，说政训处不仅是宣传抗日的专门机构，而且是对日本
人进行破坏和危害的指挥部，如：义勇军孙永勤在长城附近的抗日活动和天津汉奸
记者白逾桓等之被刺死，都说成是政训处暗中策动的。还硬说：宪兵团有危害他们
的暗中布置等等。政训处与宪兵团必须取消而列人于何梅协定的条款中，就是在这
种情势下所逼成的。
何应钦对日帝的无理要求和野蛮行动，不以为耻，反作为签订卖国协定的辩解。
他于签订协定前对我说：“在日本人这样咄咄逼人、难以理喻的情势之下，如不隐
忍屈从，势必兵临城下，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说：“中国招来这样严重的外患，
都是由于共产党的武装暴乱、破坏国家统一的必然结果。除了消灭共产党，完成国
家统一后，是无法集中一切力量来反抗日本的。所以不得不委曲求全，与日本人签
订协定，求得暂安。这不是我个人的独断专行，是得到了委员长的许可，黄委员长
（指黄部）的赞同的”云云。我原对日本的横行霸道，无理要求，感到莫大的耻辱
而切齿痛恨，但听了何应钦这一段话，为了暂时的苟安，也就认为签订协定是迫不
得已的行为。
蒋介石于1935年春，在未去四川督促“剿共”以前，特到了北平一次；并有王
宠惠同行。黄部特于蒋到达的晚间，在旧外交大楼设宴为蒋洗尘。除军分会和政委
会的高级职员参加外，作陪的有吴佩孚和亲日派的陆宗舆等。黄部只说了几句欢迎
蒋介石的话。蒋也只谈了“是来看看大家，望大家在黄委员长指导之下和衷共济，
以保持华北的安定”的几句话。我急欲想见他报告和请示一切，未得许可。他即匆
匆回到南京，经由贵州到四川去了。蒋突于这个时期，匆匆来北平而又匆匆地离去，
同来的又是曾在北洋政府时代办过外交的王宠惠；黄郭设宴欢迎，又有亲日派的陆
宗舆等作陪。不难看出蒋是与黄郭、何应钦等密谈如何与日本求得妥协，以便乘红
军进人四川的机会，用全力来解决四川问题。距离蒋介石匆匆离开华北不到四个月
的期间，就有何梅协定的签订。这足以证明何梅协定之签订，是与蒋介石之到北平
有关的。
我对于北平是有所留恋的，不料遭到日本浪人横加监视，咄咄逼人，有朝不保
夕之感。因而颇想一走了事。适在何梅协定签订的次日，蒋介石电召我到成都有所
指示，我即复电，遵即首途前去。
我到成都，把日本人的横行霸道等等情况，向蒋介石报告。他无甚表示，只说
：“已在西安设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由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你可
当那里的政训处处长，把北平政训处的人员率领到那里。你要听张副司令的命令，
好好地努力工作。”
关于派在华北各军的政工人员，令其各自离开，回到南京。
特务的训练
程一鸣
特务工作是一种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