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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坚忍，自然也就更无所能为了。
鄂梯，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突出人物之丫，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
个性乖僻，以特立独行自负，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
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
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才能，在组织中
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
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哈，有奶便是娘，不过
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架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
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
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
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膝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
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
人物，而其实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
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
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
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至于胡宗南，因为他并不参加
组织的实际活动，而自居为幕后人物，又当别论（后面还要有所介绍）。
从以上所有这些人的情况看来，他们之于复兴社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也正是
这样，虽然他们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
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原先曾参加过C。Y ，后来叛变。在黄埔军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
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
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
社会主义，而在他看来，这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的，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
“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
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
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
总队长，很想从此转人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
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
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
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
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
居。
他最初和陈诚深相结纳，互相标榜，私许陈诚为未来的军事领袖。可是陈诚越
爬越高，对他竟日益疏远，甚至不再把他放在眼中了。他只得又与胡宗南相互表示
推重，一个以黄埔系的军事领袖自居，一个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许。他对于黄埔
系其他掌握实力的将领，则以政治指导者和老大哥的身份，用各种方式方法因人制
宜地普遍进行结纳，借以巩固其自封为黄埔系政治领袖的声望和地位。他对于复兴
社组织，同样自居于第一把交椅，不但对刘健群视如无物，即对所有其余那些“太
保”们，也一律视为应该听话的小兄弟。他以为胡宗南既管军队，他就该管复兴社
这是“当仁不让”的事。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咏尧、袁守谦、张镇（宪兵司令）
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信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
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
“湖南派”
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萧赞育也被推居于第二把交
椅，势力实在不小（这些人除了同乡关系外，又绝大多数都是留俄或留日的，萧赞
育曾留俄又留日，他的关系就更重要）。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
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
的，澧梯、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
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并且
蒋介石早已看透了贺衷寒的个人野心，因而仅给他在复兴社组织任过一次书纪长。
不仅如此，即对其他的人，蒋介石也同样不放心，所以书记长这个位置总是不
时换人，很少有任满一年以上的。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
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
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
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
蒋介石要挟的资本。蒋对于这个反共急先锋的种种表现，还表示满意，因为这正是
他所要利用贺衷寒的所在。蒋的算盘没有错，贺自己的打算也是打对了的。由于他
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
理论，也就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
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而与胡宗南并驾齐驱。在
复兴社的头目之中他的发言和一切行动表示，都始终是居于权威地位的。因此，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
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
“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
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
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何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而他也便以居心叵测获咎，大
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与何应钦同样成为仅有虚位的幕外人物了。1940年后，他
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1942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
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也更
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
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
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
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
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
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
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
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
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
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
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
算是昏！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
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
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会发展到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
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运用和打算都是有极
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