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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陈春霖和教育厅长鲁荡平，实际上由陈春霖负责。这一期集训学生约2000人左右，
编为几个大队、十几个中队，各级队长都是由各学校及各县市的军训教官调充。训
育委员会的秘书干事、政治教官及各大中队的政治指导员，则都由复兴社分社挑调
所属干部以及各大专学校教授和中学校长、教员中的复兴社分子分别充任。
1937年这一期的暑期学生集训正是蒋介石被迫承认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主张之
后，同时对日抗战已到了如箭在弦的紧急关头，全国人心激愤，学生的情绪更为激
昂。在这个情况之下，“攘外必先安内”的那个老调子不能再弹了，因此不但在政
治教育和“精神讲话”中已不得不避免公开的反共宣传，即在政治训育工作方面，
也不能再以防制异党活动和侦查异党分子为唯一的重点了。但复兴社在学生中发展
组织，却还是照样进行的。在学生编队的同时，训育委员会的复兴社临时支社即将
各中队官佐和学生中原有的复兴社社员分别编成小组，由中队长或政治指导员任小
组长，开始进行组织活动，主要是侦察学生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并吸收其中条件符
合的分子入社。这一期被吸收入社的学生约共200 余人，履行了入社手续以后，即
编人其所在中队的小组，开始参加小组活动。集训结束时，将他们的组织关系分别
转到所在学校的支社或小组；其无小组可转移的便作为分社的直属通讯社员。其他
各省市学生集训的情况，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
关于少年儿童的军事教育和管训，以中国童子军总。会为总机关，由戴季陶任
会长，刘咏尧兼任主任秘书，负实际责任。复兴社通过童子军各级负责人和教练员
中的复兴社分子，对少年儿童实施法西斯教育和军事管训。
此外，在军事方面还有交通警察机关和对陆海空交通进行军事管制的部队，税
警机关和部队，以及缉私机关和部队，也都是由特务处直接掌握的。
关于社会方面的法西斯统制，除复兴社本身各级组织所进行的一般活动外，主
要便是特务处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布置的特务行动网和康泽的别动队。其次是宪兵部
队、警察机关及各省的保安处，都是由复兴社组织通过其重要骨干分子和会社员分
别掌握使用，对社会各阶层人民实行广泛的统制和残酷的镇压。
组积内部情况一斑复兴社的组织原则是书记集权制。总会书记长直接由蒋介石
任免，分会书记和区支会书记分别由总会和分会书记提请任免。干事会对于书记的
一切决定并无最后否决权。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绝无要求变更任何决定或自
作决定之余地。因此权力所在，书记职位便成为组织内部进行争夺的焦点。1935年
澧梯任总会书记长时，因原兼湖北分会书记贺衷寒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
经澧梯出以我继贺任。蒋介石批准还没有下来，我即奉命乘轮西上。一到汉口，邱
开基（汉口区缉私处长，黄埔三期，云南人）就告诉我说：“丁柄权和阮齐他们听
到你来湖北分会担任书记，都很不服，说你还只20多岁，年纪太轻，又是六期学生，
资历也浅，恐怕担任分会书记难以服众。他们联合了许多人电请总会另行简选，也
要求过我参加列名，我没答应。现在总会已复电严词申诉。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恐
怕对你还未必肯服，你要注意。”丁柄权是黄埔一期，湖北省保安处中将处长，阮
齐是黄埔二期，湖北省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少将主任委员，都是湖北人。从这件事
看来，他们在湖北所拥有的势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我听了邱开基的话后，因年少气
盛，决定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以为报复。首先，当他们两人不得不来看我时，
我即拒不接见；接着在召开首次干事会时，也不和他们打招呼，在会议中对他们的
意见也表示不重视。按照惯例，每逢书记召集会社员讲话的场合，要由主持会场的
人于书记到场时喊立正口令并向书记报告人数；散会后书记离场时，又要喊立正口
令，全体肃立，等书记走后听到解散口令才能自由行动。我那次召集武汉的全体社
员讲话，到场后既不请丁、阮等人上台，讲话后也不请他们接着讲，就径自离场，
而他们也就只得同大家一样，在台下肃立，等候解散口令，这一来，可把他们平日
的威风在社员面前完全扫下来了。可是他们对我这一副威严十足的书记架子，却也
奈何不得。丁柄权在干事会的干事分工中是管组织的，他以为只要把组织权掌握在
手，就不怕你书记集权。当我把许多会社员告发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刘汉清贪赃枉
法的案件交他核办时，他就自作主张，故意袒护刘汉清，久延不办，经屡催也不理。
我便断然下令将刘汉清禁闭听候查办，改派田亚丹去接任汉口码头管理所主任。
丁柄权也无可如何。（这个码头管理所是汉口市政府固定分给复兴社的一个小
小地盘，主任及其下的人员，都是经由复兴社提出任免的。刘汉清是留俄学生，中
共叛徒，其后曾任贵州省的财政厅长。）阮齐更是一个著名的奸险人物，却也迫于
组织纪律和书记集权的威力，不敢有所谋为。经过一番较量之后，他们平日在湖北
的专横把持的威风，也不得不收敛了一些。
组织内部的经常工作，并不怎么紧张，甚至可以说，从基层小组到分会，都是
显得松弛散漫，没有什么生气，分会除了无限制发展组织之外，便是照例进行一些
形式主义的训练宣传以及对下级请示报告的批答处理，基本上跟衙门式的国民党党
部并无多大区别。分会的主要力量都消耗在争权夺利的人事纠纷上，只有在这一点
上是显得紧张热烈的。我这个分会书记真是够忙的，整天到晚要接见上百的会社员。
他们为了工作的问题来汇报请示的很少，大半都是要求谋取这个或那个位置，
或则是为了某些权利冲突来控告其他会社员，要求支持处理，或则是要求我写介绍
信替他们向各军政机关要位置。诸如此类，实在应接不暇，而又非常难办。即在上
层骨干中也是如此，如缉私处长邱开基和特务站长周伟龙为了互相争权的纠纷，就
一直闹得全省全市皆知，传为谈资。缉私处的权限很大，又拥有几个团的缉私部队，
实力也不小，这当然是一个权大利大的肥缺。周伟龙看得眼红，想要邱开基从他的
缉私范围内让出一点权限给特务站（这事的具体内容和纠纷经过已记不清楚了）。
因邱不答应，周伟龙便多方向邱攻击。邱原是在邓文仪所主持的南昌行营调查
课那个特务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又是直接见重于蒋介石的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总社
干事会的干事，虽然邓文仪已垮了台，他却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定地位，当然不肯向
周低头。
周则仗着戴笠的威势，认为非邱低头不可。两人互不退让，争闹不休。他们都
是湖北分会干事会的干事，也就不断地向我互相控诉，对我用尽种种手段多方包围
拉拢，想把我拉到其一边，以壮声势c 我当时对组织内部这种情况也很忧虑，曾多
次召集武汉的会社员及各地各单位组织的书记干事讲话，大谈其必须如何“发扬革
命精神”
和接受“领袖精神感召”的一套“大道理”，并提出“舍己为公、不计名利、
艰苦卓绝、埋头实干”之类的一些信条来。他们虽肃然静听，但听完以后还是依然
如故，并无一点振奋气象。有些人因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得不到满足，对组织便更消
极起来，不但小组会议老是请假，即对集合讲话也借故规避，甚至有与组织日益疏
远而无形中自动脱离了关系的。组织对这种人也没有办法，只得置之不问。
从复兴社内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看来，本来就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特别畏忌的地
方。可是外间只要一听到“复兴社”这几个字，大都谈虎色变，因一般人以为复兴
社组织就是特务处系统，或以为特务处系统是在复兴社指挥之下的。特务处对外要
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
以河南为例：19341936年间，河南分会书记是萧洒（黄埔一期，河南人，省保
安处副处长），陈棋力助理书记，特务站长是吴康恕，他们的机关都是设在开封东
华门两个相通的大院内。萧洒不大管事，分会的工作完全听任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