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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占志成越狱后，未立即上山联络段某，却先跑回家中。在几经搜索之后，终
于又将他逮捕回来。于是审讯日夜进行，威胁、利诱、棒打，一齐向我们4 人进攻，
但得不出一点内容。除黄某一人告密之外，又别无佐证。周养浩是一个老练法官，
于是改变了审讯计划，对于我暂置不理，对于占等3 人，则由刑讯改为说服，分别
提出来，作了好几次长谈，并对他们保证：决不追究3 人责任，但对我的活动情况，
必须全盘托出，才可以将问题缩小交代云云。可是，周养浩虽然用尽心机，而占等
3 人，依然一致矢口否认，使周一筹莫展。最后又改变办法，交由教务所长文光甫
来进行审理，并刺激文光甫说：“他们成功，你也在杀头之列，如不搞一个水落石
出，不止我对不起老板，而且新监的问题就多了。”文光甫心中有数，无论周养浩
如何催逼，他决不落井下石。因此，在形式上他虽然再三审问，几次对质，最后还
是以得不到佐证为理由，无法得出结论。在这种情况下，周也不能凭空捏造，这一
场紧张局面，才没有扩大。最后不得已，才以监内纪律问题处理而告结束。而我们
4 人的镣禁生活，却在半年之后才得解除。
军统兰州秘密监狱见闻
甄载明
我于1938年2 月13日和1943年3 月9 日两次在兰州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先
后被羁于伪警察局和广武路121 号（现为秦安路79号）军统秘密监狱。现将在被监
禁期间的亲身感触和见闻回忆如下。
1937年夏，我在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工作。“七七”事变以后，兰州救亡运
动进入高潮，我在中共驻兰代表谢老（觉哉）的教导和进步人士吴鸿宾、杜汉三、
王教五等人的影响下，积极参加了救亡活动，遭到了复兴社特务分子杨居敬等人的
嫉视。我随即于二月13日在赴别人宴会后返回军部的途中被捕。被捕后先被拘于警
察队（今兰州市军分区前院），后又转送到警察局，复于当晚天将明时，被塞进警
察局门口的防空洞中。
我在防空洞中约半个月，无人审问。由于每天只给半斤重的馒头一个，开水一
碗，身体渐渐不能支持。随又将我转移到贡元巷宪兵营后面一个小院子里，既不给
被褥，地上又复潮湿不堪，加以饥饿难挨，身体完全搞垮。、特务们不得不叫来医
生检查。因为病情严重，便派了两名看守监视着，以贾步瀛的假名字送到西北疗养
院治疗。到医院两星期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有天，听见看守闲话说：“马局长
（马志超，兰州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把这家伙弄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真
是麻烦。听说又要往乡下转移，将来就成了咱们的包袱了。”我听了之后认为，如
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友们被拷打的声音，看熟了难友们在受刑
之后皮开肉绽的痛苦景象。这次审问，由于他们提的问题根本不着边际，我答应用
书面答辩。以后再未审问。旋于1944年8 月，由邓宝珊将军转托地方士绅说情，取
保释放。
我在广武路监狱总共20个月，移住过5 个号子，对于狱中一些较为重大的案情，
知道一些梗概。大都系特务们借口政治问题，达到其敲诈勒索和残害的目的，实际
以政治问题入狱的并不多。现在摘记几件，以说明特务监狱的真实情况。
定远营案宁夏定远营（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有一个姓刘的京货商人，系河北宛
平县人，在狱时年ho多岁。据同案的徐四成（山西人）、李子源（山西人、黄埔军
校毕业）对我谈：刘在定远营经营京产货物，已30多年，与定远营蒙旗达王（达理
扎亚）很要好，因续弦娶了个年轻女人，略有姿色。定远营原驻有特务一个缉私队，
其中有一个特务垂涎刘妻，旋即有染。适晋北某剧团经三边到定远营演出，刘夫妇
经常包座看戏，慢慢与徐四成（剧团领班）、李子源（剧团交际人员）相熟起来。
特务们乃利用这个机会，构成大狱。
特务首先逮捕了刘某，加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派驻定远营的小
组组长，并诬指徐、李二人是共产党派来进行联系的，准备在定远营暴动。刘因经
不住拷打，也就—一招认，特务们用三只大木箱将三人装运来兰，关在广武路秘密
监狱。刘在监狱中受刑最多，差不多隔一月、半月总要把他提出审问一次。审问时
经常是压杠子、打背花。这个人也很奇怪，每当刑讯一次，他就供出一些财产作为
所谓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贡献给特务们。特务们掌握了他这个特点，就不断刑讯，
因而他一份家当就完全弄光，最后于1944年春因受伤致死，死时通身溃烂，臭气难
闻。据说这人交出的财产光驼毛就3 万多斤，其余的更不用说了。与他同案的徐、
李二人，在刘死后被特务转送西安劳动营“改造”去了。
文合买提案——艾合买提，维族，新疆人。他于1939年经商来兰，在兰州开设
叶尔羌商行（后改为天山商行X 初以出售新疆土产为主，后亦经营京广杂货，大赚
其钱。另有一新疆人阿不那目，在新疆作过县长，随艾来兰。他本与艾合买提是朋
友，但见艾发了财，心生嫉妒。另有一新疆汉人，冒称维族，亦名阿不那目，为某
特务机关和职业特务。此人与维族阿不那目商量，合伙敲艾合买提的竹杠。因艾不
买账，汉人阿不那目即以通苏的罪名，将艾合买提检举。时朱绍良奉蒋介石命第一
次人新，盛世才积极反苏。于是在通苏的大罪名下，牵连了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