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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特务干部，在内心与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在反对自己，如何能感化别人！
至于思想考核工作，由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很低，所以考核也是非常空虚的。
其主要内容，大致有个别谈话、修养报告。日记、笔记审查、奖励报告等。以个别
谈话论，一方面是灌输反动思想，但主要则为考核思想。这个工作，反动派是十分
重视的，而且抓得很紧。每天从主任起，到教导股的每一个干部止，几乎是夜以继
日地不断进行。有些人被提出来，往往一谈便是半天，要点都作出记录。教务所的
工作者，不止是在倾听对方的谈吐，同时也在说教，好似牧师要说服一个不信仰上
帝的人。所以，谈来谈去，决不能得出结论：对于个别谈话的人，已被谈得心说诚
服接受了感化，给以一个正面的肯定的考核鉴定。关于修养报告，那是在管理上一
种消极记录，主要是第二组提供的材料。同样，不能以这种材料为根据，就判断某
人思想的转变。一个作为犯人的人，只要不犯监视，不发牢骚，而又参加劳动生产，
被认为是好的表现，但决不能认为是真诚的内心转变，或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至
于日记、笔记的审查，实际上也是不足为凭的。最后谈到奖励报告一项，主要是由
秘书室供给材料，附有他们的考核按语。看来，多是一些隔靴抓痒的话。此外还有
一点工厂方面的考勤记录，不过是请假与工作的登记表而已。
反动派的手法，是麻醉与收买同时并行的，为配合教务所的思想教育工作，他
们有一套奖励制度。这种奖励大都为金钱、日用品与加菜之类。被提出参加工作的
少数人，包括教务所的工作者在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经过斗争生活的人，是不
容易被其麻醉软化的。所以整个说来，教务所干的教育思想工作，包括感化与考核
在内，从某一角度看，或者起了一点安定作用，但从反动派的政治目的与要求来说，
基本上是失败的。
其次，说到息营的生产活动。
在后一阶段（解放前两年）反动派对于生产业务，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大力在
干。这决非为了改良息营的囚犯生活，主要是周养浩想以息管为经济地盘来剥削囚
犯的劳动力——无偿的劳动力，以达到个人发财的目的。
生产部门最大的业务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工厂，一个是运输和商业。工厂方面
主要为印刷所的经营。他们从贵阳买进了几副圆盘印刷机和几副全套活字，又从贵
阳聘来一些排字工人与印工。即在营内建筑工厂，训练工人。挑选大批有文化的比
较年轻的人犯参加排字与印刷的短期训练。从息烽、贵阳、重庆各处，接受大批印
件。局本部的文件表册，都由息营包办下来。至于息烽县府、息烽训练班一应公文
教材，也由息营一并承印。至于息营本身的东西，如复活月刊、读书指导、养正周
报这几个刊物，当然都一致改为铅印出版了。在人歇机不歇的情况下，印机简直是
日夜不停地工作。工作的人，几十人一班，轮流交替，还忙得不得了。可见生意兴
隆，生财有道。但作为工人的囚犯们，则普遍感到疲劳过度，营养不足与睡眠不足，
大都眼睛红肿，面黄肌瘦。即使在大棒鞭策之下，怠工、破坏机器和将铅字偷出使
无法完成排字上机等消极抗拒行为，则是经常发生的。反动派为了防止这种事故，
建立纠察小组，日夜监视。同时又实行物质奖励办法，来刺激犯人的工作情绪。
周养浩为了投机倒把，除了将息营的几部大卡车专作运货之用外，同时还买进
了好几部。利用犯人丁某兄弟等为司机，一面又以带徒弟方式，训练临时司机。为
了怕犯人逃跑，每一辆车子都配上一二个刽子手，作为押车人。驱使这般犯人司机
日夜不停地奔驰于贵阳、昆明、重庆之间，为反动派的发财服务。因为当时在抗战
期间，后方交通工具异常缺乏，各处都是货堆如山，无法运输交流。同时，又派出
心腹干部多人，分驻昆明、贵明、重庆各处，坐地打听行情，并用密码电报相互报
告。如他们在贵阳大批收买木炭、纸张等，运到重庆发售；又从昆明购进大批化妆
品，运到贵阳、重庆。转眼之间，获利几倍。周养浩又命令在运货车上挂上军统的
旗子，作为军用品运输，既不缴养路费，又不缴税捐。当时的交通检查都掌握在军
统之手，所以他们敢于胡作非为。
除上述两大部门之外，在工厂方面，还有几种业务。如缝纫部也动员了几十个
囚犯工人来干。除了息营本部的囚衣外，接受外边大批服装生意，同样是剥削犯人
的无偿劳动，最多支付几个聘来师傅的少数工资。加上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与
草鞋部的几个单位，都与外面挂上了钩，不止是有货输出，而且有时还派人出去工
作。即以内部所设的消费合作社而论，从饮食业到日用品，行行俱全，其实是合作
社其名、商店其实。以上的巨大收人，绝大部分是人了周养浩、戴笠、毛人风等人
的私囊。因此，在军统中，大家都视息营为发财的宝库，可是因为周是戴笠、毛人
凤的宠儿，他的政治地位也和他的经济地位一样，无法动摇。
各种问题研究会和戴笠的野心
1944年夏，因苏联的反攻胜利，国际局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戴笠曾到
息烽视察，对于息营的全部情况，认为有进一步考虑的必要。尤其是在禁的许多民
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与高级官吏，既不能全部杀光，也不敢全部释放，究竟如何
善后，已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戴笠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不能不收揽一些
政治人才。他的策略是，第一步将他们组织起来，第二步再来运用他们。戴与周养
浩作了几度详密研究之后（据周事后谈，戴曾将全监名册详细审阅，在若干人的名
字下，加了批语），就定出了一个计划。先拨3 万元经费，挑选一部分人组织各种
问题研究会。暂时利用他们在此研究各种实际问题，提出方案，以供参考。具体的
措施是：一次拨发9 万元，一方面对这一部分人提高生活水平，维持他们的身体健
康；一方面则添买一批书报杂志，以补充他们的精神食粮，并供研究参考之用。
开成立会那天，在一个教室里，布成圆桌式的会场，摆上桌布鲜花，在另一个
教室里，则摆好了几桌筵席，水陆杂陈。开会时，周养浩首先讲话，大意是“各位
都是一时人才，因种种关系，暂来此受屈。戴先生觉得很对不起，要我代表向各位
慰问。抗战胜利在望，国家前途是光明的，各位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戴先生希望各
位多多保重身体，高瞻远瞩，将来多为国家出力”云云。这一席话使我们啼笑皆非，
无话可答。以后即进入饮宴之境，大家碰杯猜拳。在那种环境里，我们得到这种待
遇，诚然有点意外，但每个人思想里，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阶下之四，前途命运，
还是未知数。而且这个葫芦里究竟卖些什么药，还是一个谜。因为在这样一个绝对
秘密的集中营之中，竟然组合我们成立这样的组织，确是破天荒的事。该会自始至
终，都是在周养浩直接掌握之下。即每次大会，都是由他自己主持的。
自宣布成立以后，下一阶段，即进入具体的组织过程与研究过程。组织的情况
是这样的：在周养浩直接领导下，分设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组。各组均
按其性质进行专题研究。研究结果，提出具体方案，直接向戴报告。关于成员人选，
是经过他们挑选的，从左到右，各色俱有。人事大致如次：政治组：组长是我，组
员为罗世文、杨世荣、奇丕彰、孙壹东、张资平、黄民魂、孙履平、李楷、阎鉴清
等人。
经济组：组长周科征，组员有宋绮云、何麟书、舒翼、王某等人。
军事组：组长黄显声，组员有李铁夫等人。
教育组：组长刘丕光，组员有车耀先、韩子栋、文光甫等人。
总人数未超过30人，以政治组为最多。内有军统高干数人，如孙履平、黄民魂
等。共产党员及与党有关系者数人，如罗世文、韩子栋、刘丕光、车耀先、宋绮云
等均为禁闭多年之共产党员，而黄显声、周科征等，均直接间接与党有关系者。其
他大致属于中间集团之人，比较突出者，一为周佛海之岳丈杨世荣，一为内蒙古德
王之代表奇丕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