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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及其三个追随者，人称其为〃四人帮〃。文件里说，此革命行动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华国锋经国防部长、共产党元老叶剑英同意下执行的。为了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团结，避免瓦解社会主义制度，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此项决议，立即逮捕〃四人帮〃。文件还说，毛泽东在世时，已觉察了〃四人帮〃的问题，并表示必须将此解决。
那个决议很简短。文件读完后，上边通知说因为时间太晚了，下次再讨论了。当时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嘲笑，更没人出声。大家都唯唯喏喏地像进来时那样离开了。人们微微垂着头，避免让人家从自个眼神里看到流露出来的真情。大家故意拖拖沓沓，挪挪擦擦地走着，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丁点兴奋的情绪，出于一种本能的恐惧，我们故意显得十分迟钝麻木。刚才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实在太突然了，几乎让人不能相信。即若共产党经常习惯突然变更此道，但目前这种事态，却是从没发生过。但为了保身，还是不作出任何反应为最上策。且上海还是极〃左派〃的天下，市内许多干部都是江青的追随者。即便刚才宣读文件的那位，也可能是绝对忠诚于她的。上海人素来聪明圆滑，不到时机成熟，还是不愿冒险纵声欢呼的。
我和朱太太俩默然不语地回到家里，各人都在肚里纳闷。
当我们推开大门时，只见她那当民兵的儿子正当院站在那儿。
〃回来了？〃他母亲问。
〃是的，我们已结束了。〃她儿子回答。
在上楼时，我就开始咧嘴笑了，我走进自己房里把门锁上，虔诚地合掌向上帝感恩。同时我又提醒自己不要过于乐观。显而易见，〃四人帮〃的被捕，是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结果，它未必意味着华国锋会反击各项极左政策。我不相信，他会采取其他的领导方式来统治中国。那晚，我失眠了。我开始筹划着以后的一切：写申诉书为自己平反，并着手调查我女儿的死亡真相。
次日早晨，朱太太告诉我鲁英来过了，通知我们今天要举行全市性的盛大游行，支持中央政治局逮捕〃四人帮〃的决议。下午两点，我们去居委会办公室集合，领取游行所需的旗帜和标语。
我从未参加过游行。对我来说，举着小旗，振臂呐喊，集体排队操练般行走，实在太让人难以忍受。这有损我的尊严，也违反我的人身自由。当然这几年我之所以没有参加游行，是因为我是阶级敌人。现在既然人家邀我参加，我也实在难以推辞。朱太太对此则不以为然：〃你当然要去。这次游行每个人都要参加，没有人愿意支持'四人帮'。〃〃要连续步行几小时，我走不动。〃我做出一副年老体衰的样子。
〃鲁英说过，老少，只要在本区游行就可以了，不会超过一小时的。〃朱太太说。
假如我拒绝参加打倒〃四人帮〃的游行，就会让那些大德所说的〃仇视〃我的极左分子，趁机捞到稻草，把我划为〃四人帮〃的效忠者，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了？那些惯于投机钻空子的极左分子，往往就利用共产党政策的突然变更，来趁机获取新的地位。有许多人就以走在一支新队伍的前列，从而成为向新目标前进的指挥者，自然无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失败的牺牲者。因此我想，除非参加游行，否则实在别无他法。但我暗暗希望，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居委会的大姐们，隔夜已花了不少时间准备了许多标语小旗，下午两点我们来到居委会时，它们已堆在桌上了。鲁英让我和那些平时坐在一起学习的大姐们，一起排队去取这些标语小旗。我们的队伍最短了，也最安静。队伍里的人员及他们的家眷，都是文革中的打击对象。因此我们的队伍应该比退休工人，他们的家属以及待业青年更觉得欢欣鼓舞。但是恰恰相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脸上有笑容。这是因为我们已屡经打击，处处受压，常被训斥为打入另册的异己分子，在有的共产党员心目中，我们都是些晦气和危险的人物。因此，我们将永远被孤立起来。即使在同一个游行队伍里，我们也必须单独另成一列。尽管从表面看来，他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十分小心翼翼，为了自身安危而多多提防才是。
游行开始了，我们的队列排在最后面。每人手持一面贴在竹棒上的、写着标语口号的小旗，行走在马路上。我那个口号最简单了：〃打倒江青！〃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手持小红旗，也有高高扛着巨大的红旗，敲锣打鼓地引导着队伍往前走。当他们发出一个信号后，我们一排四人，就喊着口号跟着往前走。工人和青年后生的队伍，离开我们去市中心游行了，我们只是在自己居住的地区兜圈子而已。
或许我们都缺乏革命的动力，我们这支游行队伍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一个多小时后，一个青年就下令解散，大家则回到居委会放下那些标语小旗就溜回家，不再等待任何命令了。
〃你知道我们差点发生内战吗？〃在我们进入花园关上大门后，朱太太对我说。
〃真的？什么时候？〃我问。
〃所有的民兵都给动员起来了，还配备了武器，他们要进军北京去营救江青，可能上海要暴动的消息已败露了。因为解放军包围了上海，迫使他们投降。我儿子说真正危险呀！〃〃他很幸运，不必打仗去了。〃〃就是呀。我们已经历了文化革命，要是我们的儿子再为保卫江青而丢命，那真是太惨了。〃她说。
不久，我听说上海市府的极左领导都给撤了职，有人说他们已被抓起来了。也有人说他们已给隔离在某地作交代，作为将来审讯〃四人帮〃的征据。这些传言过后不久，上海市革委会及共产党党委的新领导人名单公布了。这些人在文革中的经历遭遇大致与华国锋相同，在文革开始时受过冲击，受到过红卫兵的揭发和批判，但不久就归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队伍中来〃。这一现象表明他们已认罪，并已揭发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以后他们便被任命为高级干部，与左派领袖江青共事合作了。任命这些人做领导？意味着华国锋掌权的短短四年中，共产党并不会彻底改变政策。而基层组织中，极左分子的领导权仍未转移。
七七年八月召开共产党十一大。当时全国掀起一场批判〃四人帮〃的高潮，这次党代会使华国锋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他不仅被推选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而且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全军总司令。在公共场合，他的肖像和毛泽东的并排悬挂在一起。报刊上称他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以区别于毛泽东的〃伟大领袖〃。由于党内和政府中残留的一些极左分子，以为华国锋有可能作为盾牌维护他们，因而竭力促成建立新的个人崇拜。
那次的党代会重复强调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之说，同时华国锋也立誓要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各项政策〃，〃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同时，党代会也任命了汪东兴执行逮捕〃四人帮〃的八三四一部队的司令，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是作为对他打倒江青所出的力的一种报酬。据说〃四人帮〃中有三个人，是在被邀去参加政治局紧急会议时在会议厅被捕的。江青则拒绝参加会议，汪东兴只得亲自去她寓所给她扣上手铐。
由于汪东兴忠于毛主席，热爱毛主席，因此长期来一直任毛泽东的卫队长，领导一万名八三四一部队的士兵，为毛泽东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的居住处做保卫工作。
华国锋不属有能量的统治者，他的领导能力甚差。即便现在，一般群众及基层党员几乎都还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得到来自基层，乃至由他安插在各重要岗位上的干部的得力支持。缺乏这种实力基础，他是无法统治中国的。
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的政权，实际已分裂成两大阵营：军队的司令及造反起家的。这些造反起家的，一心要贯彻〃毛泽东思想〃，以对抗北京的各项指示。另外由于经济衰退了，全国显得十分不景气，老百姓们目睹了党内长达十年的斗争，对共产党几乎已失却信心了。
对〃四人帮〃实行逮捕，有如揭开了一锅沸水，群情沸腾，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受过迫害的人们纷纷要求平反，许多个人和团体成群结队控诉上访。大批群众在市政府门口通宵达旦地集会等待领导的接见。支农的青年要求回城。众多办公大楼墙上贴满了控诉书和要求平反的大字报。
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华国锋作出了两项决定，他同意叶剑英及其他党内元老提出的建议，为邓小平平反，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同意对文革期间的一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