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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花多少钱？〃〃不考虑花多少钱。〃和他上餐馆时，他要了足够四人吃的饭菜而他一人全部吃完。这时我才明白他消瘦的原因是因为营养不足，我很同情他。虽然我也注意到他可能是由那些想陷害我的人安排在我身边的告密者。
假如我说我不希望利用大德，那我就是伪君子。不过我认为如果他真的受人指使长期对我进行监视，这样他可利用我偶尔不留神所说的错话或疏忽的行动来揭发我，那么大德肯定知道我女儿的死因。如有凑巧的机会我打算要问他。但必须选择一个时刻，使这个秘密揭穿不致有损他个人的利益。我想我尚可把我自己塑造成一个他所崇拜的对象。
远在我有离开中国的可能性之前，我就给人一个假象，好像我没有佣人便无法生活。有一次我听到大德对孔说：〃她讨厌任何家务劳动，烧饭都不会！〃我肯定他把我看成是寄生虫，他也可能对每个人都这样说。我有意识地给人一种印象，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只有留在中国才能有佣人服侍我。这一事实对我最后能取得赴美探望妹妹的护照大有帮助，那些决定发给我护照的人可能认为我探亲数月后必定要回国，因为没有佣人，我便无法生活。
一九七四年初，在我手术后身体己恢复健康，并把住所环境改善后，我精神舒畅地给学生上课，使我不致再整天思念着我女儿的死亡。有一个较长时期我的心情较为平静和舒畅。
当春节来到时，阿姨告诉我有特种配给品，曾被造反派减少、后来甚至废除的配给品，现在都恢复供应了。商店里的非配给的食品也增加了。我认为虽然极左派百般阻止，但是邓小平及其部下的努力复兴中国经济的措施已收成效。中国的政治风云已显然转向了。自从共产党的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以来，许多过去被称为〃走资派〃的党的高级干部都已复职。
我的学生经常告诉我一些消息，例如，对那些有不轨行为的造反派进行逮捕等。其中一个学生对我说最近复职的铁道部部长去徐州，重建交通运输网。那里是贯通广州、上海及北京的重要铁路联络站。那里的造反派占领了铁路联络站，不遵守上级命令，阻止火车通行。铁道部长万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当着造反派将其首领揪出来立即枪毙。他这种老共产党领导的果断措施，使久受折磨的人民对他的英明行动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鼓舞：而那些极左派人物见到他们取之不易的地位受到侵犯，即加速了第二轮的战斗。然而，那些老共产党员干部也很谨慎。由于他们不便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便从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中选出不少节录来说明他们努力要恢复秩序和保持正常生活的重要性，这样就不致因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而被陷害。
庆祝春节习惯上和祭祖联系在一起。当我在孩提时，家中过新年需要花一个月时间，从年前十五天开始直至正月十五元宵灯节才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方式简化了，家庭人员的团聚代替了祭祖。但中国人民对待庆祝春节仍很严肃认真。新年将来到时，家中要进行彻底的大扫除。阿姨和我花了几天把家里打扫干净，把碗橱里的东西都理出来，地板打蜡，油漆家具，洗刷窗户等。过去有一时期，我们曾在新年里穿一身全新衣服，但现在每人要穿一身新衣服已不可能了。不仅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因为分配的棉布供应券不足。我仅能办到的是为阿姨买一件棉袄，这件衣服比她经常所穿的较时髦一点。我们两人曾几次排队购买新年里招待客人的食品。根据一般的习惯，我准备我的学生都会来向我拜年。有些可能会带孩子同来，因此我准备了用红纸包的压岁钱。阿姨看见我包的红纸包后有些顾虑，问我居民委员会里的大姐们是否会批评我复旧。我告诉她，我只把这钱给那些不会向任何人汇报的朋友。
因为政府发还了我被冻结的外汇存歉，显然我的经济情况比其他多数人好多了。我决定对每个人都要慷慨。我还买了一只大蛋糕和两斤巧克力送给朱家作为新年礼物。但在我心灵深处却万分忧伤，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团聚而我只有孤单单的一个人。过去我和丈夫及女儿欢度新年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不愿让任何人知道我内心的感受。我要造反派感觉我对女儿的死亡仅抱着宿命论的态度而已。
春节前两天，席和她的丈夫带了两个孩子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我见到她非常聪明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他个人对北京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看法。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可爱，由于他们年幼无知，感受不到蒙在我们头上的政治风云，真是无忧无虑十分愉快。席很幸运能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一起。中国有许多人被送往几千里外的城市或农村工作，每年只准有一次短期的〃探亲假〃。孩子长大了往往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必须单独挑起工作和扶养子女的双重担子。
我被释放的消息已在曼萍的朋友中传开，在假期里他们都来看望我，包括那些已结婚回家探亲的同学。他们谈论的中心围绕着调动工作问题。他们都迫切希望利用当前盛行的〃后门〃把他们的工作调至接近他们亲人的所在地。他们在我家相遇时，那些已经开始协商进行调动的都迫切希望相互交流情况和经验。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全国有的地方党的干部中盛行受贿和贪污现象。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理中国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你们怎样说明党的干部中理想主义的垮台？〃我问曼萍的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是从武汉回家探亲的，她想把工作调到上海附近。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升的党员干部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她谠，〃他们只见到文化大革命是个人提升的好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些新近复职的老党员干部可能在很久前参加革命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侮辱打击后已失去了幻想。他们受到不公道的对待，他们过去在战争时代作出的牺牲都成了泡影。目前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残存者，他们自己及子女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你将名贵的礼物或金钱送给那些干部，要求他调动工作，你不怕这样会遭受麻烦？〃我问她。
〃当然，那得冒险，但是我已不顾死活地拚一下，不管怎样，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也无法调查了。〃我们的谈话被大德来到给打断了。他自告奋勇为我到点心店里购买烤热的馅饼和蛋糕招待客人。当然，我知道这仅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他能每天按时来看望我，同时也可了解来我家作客的是哪些人。当他把蛋糕放回厨房时，我帮曼萍的朋友拿着孩子的随身用品送她下楼，那时她的孩子正静静地熟睡在她的怀抱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她见四周无人，便轻声对裴说：〃当心你那个学生，我看他好像是个便衣警察。〃〃他是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对他说话要谨慎。〃这是她的临别赠言。
沈凯原是我女儿打算和他结婚的青年，他找到了我的地址，于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已不再是数学老师了。因为那所学校已关闭、他现在研究所里设计精密仪器。
〃一九六六年当曼萍告诉我你被逮捕后，我父母和我都认为曼萍应该和我立即结婚，这样她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不必单独生活。但是她不同意，她坚持一定要等你出狱后才结婚。她说她结婚不能没有你参加。当然，我们那时想文化革命一年之内必定能结束。〃沈凯说。
〃她死前你常见到她吗？〃我问。我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青年更感到万箭穿心。因为要是我女儿没有被惨杀，他可能就是我的女婿。
〃我每星期看到她二、三次，我们尽量设法能常在一起。你知道现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我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而我又是教师，所以也属于'臭老九'。曼萍参加制片厂文化革命的活动，看来她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意外地出现不知名的人将她拐走了。〃〃请你将这情况告诉我。〃我恳求他。
〃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