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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她是个共青团员，可能出于某种压力，不得不与我断绝关系。我没有就每月送衣物这个借口，与女儿发生任何联系，这令我十分心安，因为如是，她不必在监狱门口花上几小时排着长队来替我送衣物。现在我方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从不见她来送衣物，因为她已经死了。
〃报告！〃我一头冲到门口，希望能从看守那里了解到一点真情。
〃什么事？〃那看守推开小窗看着我。
〃你刚才才给我的那包东西是我女儿的。〃我说。
〃是呀。〃看守答道。
〃我女儿怎么了？〃〃她没什么。〃我俯下身子透过小窗死死地盯着对方的脸部表情，那看守显得很平静正常。
〃这些衣物和一九六六年时一样完好崭新，这几年里她好像根本没有动用过。〃〃我怎么知道？或许她又买了新衣服。她有工作的嘛，是吗？她自己有工资，能买新衣服，这难道不可能吗？〃〃你的意思是，我女儿还活着，并且很健康，是吗？〃我满怀希望地问，并期待着我的问询能得到证实。
〃我叉没见到她。那话是你自己说的。〃〃但你是知道的。〃〃她为什么要发生意外呢？〃那看守说着关上窗就走开了。
我是否有点神经质了？是否监狱生活令我过度猜忌或多疑敏感了？我再把一切前前后后地思量了一番。在我接触她的每一样衣物时，我越发肯定地相信她确实已经死了，不在人世了。但我仍希望这仅是我的臆断。因为我是一贯相信事实，对那些不可理解或不能解释的感觉总是持怀疑态度的。另外我不能接受这一可悲的事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样会令我在监狱里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完完全全失却其意义了。死神只能降临至老年人身上，而不应把她这么年轻健康的人带走。但不管我眼前看到了什么，我仍坚持相信，她一切都很好。
但我也无法解释，眼前摊在我面前的这一堆东西所意味着的种种不祥之迹。这一大堆衣物本身看起来，像是自我入狱后不久，时间就忽然停滞不前了。那件深藏青棉袄还那么新。但待我仔细察看它的丝质滚条时，我发现在胳肢窝里有点折痕，一边口袋里还有一条手帕。这说明她曾穿过这件棉袄，但最多只穿过一个冬天。我迅速地转着念头，假定了又推翻，想象着种种可能。听那看守说，好像她还健康地活着，但又没有什么具体的说明。我忽地有了一个新的念头，复又走到小窗口。
〃报告！〃我叫着。
没人答理我。我又叫了几声，还是没有人来。但我听见看守们在走廊那端他们的休息室里谈天。待那值班看守来关照睡觉时，我想试着与她交谈，但她没挨近我的牢门，只是远远地站着命令大家睡觉了。
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只感到越来越不安和担心。次日第一件事，就是再呼叫看守。
〃报告！〃没人答理。我决定等白天的看守来换班时再说。等到她来了，我又叫：〃报告！〃她很快过来了：〃什么事？〃〃昨天那看守给我送来的衣物是我女儿的，这令我十分不安。我很不理解，为什么看上去，好像我女儿根本没动用过它们。红卫兵只留给我们每人一件棉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冬天里，她好像从未穿过这件棉袄？为了证实我女儿还健康地活着，我请求让她亲笔写几个字给我看。〃〃犯人是不准和家属通信的。〃她说。
〃那她就只写'毛主席万岁'或抄录一段语录，或者就写个她自己的名字。〃我恳求着。
〃不行。我已跟你说过了，犯人是不准与家属通信的。〃她毫不通融地说。
〃但我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说。
〃那也是一样。〃在以后的几天中，我反复向每个看守提出这个要求。我越来越肯定，女儿真的不在人世了。因为那些看守不是支支吾吾地推诿，就是默不作声。有个别人在拒绝我的请求时，看来还脸露愧色，她们把目光躲开或者盯着地上，反正不敢正视我的目光。
我心绪纷乱，凄恻痛苦。既害怕，又是极其希望了解到真情。一会儿我确信她已死了，一会儿又相信这是自己长期囚禁的一种过度敏感和悲观。
连续几星期，过度的忧虑加上吃得少，又几乎是通宵失眠，我又病倒了，我发着高烧．昏迷不醒。这样又被送往监狱医院。虽然我的身体很容易恢复健康，但我已缺乏再活下去的欲望了。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并在圣诞节前回到第一看守所。
在监囚的几年中，我经常祈祷，令我感到上帝就在我身边，在那一片寂寥黯然之中，我曾感受过不少超现实的妙不可言的见证，而这些在我以往舒适优闲的日常生活中，都是未曾感受体验过的。我对真与善的信仰重新燃烧起来，这令我生出新的勇气再抗争下去。在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我的信心与希望，支持着我，带着我安然度过缺乏生活必需品的困难、疾病的侵蚀和肉体的折磨。与此同时，苦难增强了我的信心与希望，让我切切实实感到，上帝永远存在，只是我要主动去贴近主。白天因为有看守监视，我不能公开祈祷。我唯一的祈祷方法就是把头俯在毛泽东著作上，从痛苦不堪的心灵深处发出呼声，向上帝倾诉。当我提及女儿时，仿佛生活又回到一九四二年，她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出生之时，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斗争会后被捕，母女被迫分离之间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我反复回忆着，她在成长中每个时期给予我的欢乐，令我深切感谢上帝，恩赐我这么一个女儿而令我幸福万分。日以继夜，我接连祷告着，这样令我可以更多地回忆她活着时的种种生活细节，而可以更少地思及她的死亡这个悲剧了。如此一天一天地，我终于平静了下来，这是我唯一能采取的方法。我想，正因为我现在无法肯定，出狱后能否再见到我的女儿好好地活着，因此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的抗争还未结束。我必须要去调查我女儿的遭际，尽我之力，为她的不幸申冤报仇，追究责任。失去曼萍的生活，对我来说是悲惨不幸的，但我并不因此停止抗争。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抵达北京。报上满是有关他来访的报道，并登载着他抵达时在欢迎宴会上的照片，及拜会毛泽东的大幅照片。我看着毛泽东与美国总统握手时笑容可掬的表情，心想这真是他最为得意的时刻。在这一瞬间，他十几年来的种种屈辱（即政治上的被拒承认），顿时均烟消云散了。肯定他自己也意识到，与美国总统的谈判不仅对他个人及共产党来说，有其深远的不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就对他的死对头台湾国民党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从报上所有的新闻图片和报道中看来，周恩来的表现最为杰出。新闻报道说，周总理陪伴尼克松总统来上海，然后总统再由上海返回美国。并说美国总统将在沪稍事逗留，这就暗示对中美公报的草案，最后尚存有一些分歧。但不管怎么说，最后还是签署了。公布的公报译文中，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这种应诺令美国不可能再承认台湾是另一个中国，这是过去长久来共产党政府最顾忌的。另外公报上还指出，中国否认将放弃以后用武力来统一中国的途径。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的胜利。尼克松的来访令中国得到不可估量的收获，而中国所付出的代价，不过只是一场尽心周到的款待。看来，中国与美国和解这一政策，不仅仅是合法了，而且前景还无量呢。而周恩来总理的个人地位，由于他卓越优秀的外交手腕及其成功，也大大提高了。
现在这一阶段，似乎阶级斗争稍有松弛，不再喋喋不休地强调了，空气略有缓和。连报上文章的语气，也不那么火药味十足了。即便看守们，也像点人样了。三月我又被提去审问，那个我刚进来时提审我的审问员，又回来了。他一切从头开始，好像其中相隔的那几年根本不存在过。他要我再写一篇自传，然后又问及了我的家庭及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生活经历，等等。反正把一九六九年工宣队审问员所问及的情况又再重复问了一次。我觉得很不耐烦，就告诉他有关这些问题我早就解答过了。他只是说：〃你得再回答一次。〃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在施诡计而诱我说些与过去所供的不同之语，从而就可詈责我说谎不老实。这不过是因为第一看守所的审问员和工宣队审问员，是有两个不同的主管而已。这一系列的审问又花了几个月，我也记不清到底被提去审问过几次，也不知读了多少段语录。但在这期间，却一直没有出现大声叫嚣或争辩这种情况。可我带着病，又乏力，真让这种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