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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批斗会，称为〃游斗〃，是一种麻痹神经的体罚。就这么一天天地，我耳里灌满了愤怒的声讨声，眼前老恍惚晃动着一张张敌视的嘴脸，因着戴手铐及肉体的凌辱而致全身疼痛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人，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我似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壳，以一种超然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过后，我又会清醒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但我从不因此而感到慌乱和害怕。
以我个人的体会，〃游斗〃虽说是十分痛苦，但较之其他，还属比较〃温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群众都开始自由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遭遇。我曾听得一位枯瘪的老人，幽默又不以为然地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他曾被斗达一百次以上，常常在头颈上被套上一条粗铁链，这是用来对付那些拒不低头的受害者的。唯当他提及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一命呜呼时，他才脸露蹙容。当我与他谈到〃喷气式〃时，他则摆出一副毫不足道的神情说：〃这是每个挨斗者都尝过的味道。〃
第十章我弟弟的交代待
那没完没了的〃游斗〃过后，已是夏天了。在七月盛暑来临之前，上海会出现一段霏霏不止的阴雨，这就是黄梅季节，因黄梅成熟于六月而得名。囚室里泛起一股潮气，水泥地上湿漉漉的。一次滂滂沛沛的暴雨之后，阴沟的水倒翻出来，沿着墙脚渗浸进室内，在一个墙犄角积起一个黑漉漉的水洼，散发出阵阵霉气和腐臭味，令人无法透气。我收藏好的冬农都发了霉，连同那在湿潮的水泥地上只搁了一夜的鞋子，都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但天气的转暖还是很让我高兴，因为我不必再因寒冷而浑身颤栗不止，即使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缩在被窝里都不够御寒。但潮湿的气候却令我关节肿胀生疼。遇上那种阴冷的凄凄雨天，我的关节会僵直得早上都起不了床。与此同时，我牙龈的炎症也更严重了。不仅在刷牙时出血，简直整天都在出血。我每次进食以前，都必须先用手磨擦牙龈，将血挤干净后再漱了口，方可咀嚼。即便如此，发炎的牙龈遇到咸的食物，也会令我疼得周身打颤。因此，我得先用冷水把菜里的盐分漂掉后再吃。每逢疼痛得难以忍熬时，那青年医生就给我开一点消炎片消炎。但他告诉我，监狱医院里没有设牙科。
为了扭转我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我必得向疾病抗争，对生存的强烈渴求，令我对生活别无他欲，但求能够活着。不过无论身心承受怎样的苦难，我的心绪较之以往更趋宁静平和，这是因为，持续不息的提审，令我感到还有澄清问题的希望。几乎每隔几天，我总被召去受审，在那边，工宣队出身的审问员，询问我许多亲友的情况，且每问及一位，就要我详细写出有关他们的书面材料及我们间的关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把我所写的与我亲友所写的核对。例如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些审问员及他们的助手，会把这些材料进行核实比较，一旦发现有不符之处，就会对我横加怀疑。所以，我必须写得十分正确，但不能太细致具体，以免与其他人所写的有出入。有几次审问，针锋相对。有些审问员因为对我所写或所讲的内容不满足，便对我极尽恐吓威胁之能事，还胁迫我对某些亲友提供罪证，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我就估出，那些亲友，已遇到麻烦了。
总的来讲，在回答或书写有关我亲友的情况时，我总将此作为一个为他们说些开脱有利之话的机会。以他们过去的工作性质及生活方式，一般我都能猜估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中面临的是何种麻烦。我则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尽力让造反派能改善对他们的看法。在书面汇报中，我措词也尽量运用左派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词句。
我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这些人，自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地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我们国家较之他国的落后之处，时刻萦绕心头。事实上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百年来中国优秀文化日失优势的一个记录。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之时，大家都认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向前迈步，因此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然而现在回过去看，那样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质朴。因此，在我写书面汇报时，总是坦诚地表白我的亲友，都是爱国及有所作为的。但事实上，我的努力，有如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造反派，就是一心一意要挑剔别人的过失，不愿看重人家的德行。再说，极左分子根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国家，是指〃有共同祖籍的人民〃，政治，是指〃在同一个政体下，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假若一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为科学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努力并不被承认是为中国服务，而是划为替国民党统治者服务，这些人便被指控支持敌人统治中国而属有罪。这种观点是如此狭隘和荒谬，令我常为此而向审问员据理力争。
一系列的审问，都是在梅雨季节进行的。常常在抵达审讯室时，我已浑身都给雨水淋湿了，鞋袜也都浸透了水。我没有雨衣，幸而天还不是太热，可以多穿几件衣服，不致渗湿内衣。这样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夏天。雨季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闷热和蚊子。有时，那些曾要我书写材料的我那些亲友的单位代表，也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如是，我就知道哪些亲友也跟我一样在接受审查。我很为他们担心，我常常特意留心那些陌生人的神情态度。假如他们看上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就稍稍放心一点；假如他们显得无知又朗险，我就为我的亲友担心。
秋天时，一个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军管会代表，向我了解他们院长黄佐临的情况。黄和他的妻子妲妮，是我和丈夫在伦敦读书时结识的老朋友。妲妮是个漂亮而富有演戏才华的高超演员。上海解放时，黄已是一位著名导演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已被上海地下党邀请留在上海。两人都立即被共产党聘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黄被任命为院长，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工作得很出色。在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第一流的剧本，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及其他当代欧美作者写的有关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外国构剧作家，也可以用批评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处身的社会的阴暗面。中国的评论家及文化部门的党的领导，都认为黄是第一流的导演。显然，他和那些紧跟极左派的所谓〃艺术为政治服务〃，及〃文艺要歌颂工农兵〃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这次受审之前，我已从报上读到好几篇有关批判黄在五十年代导演的一部名为《战上海》的电影的文章。这部电影，是颂扬共产党解放上海时的英勇战迹。不仅艺术手法高超，而且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该片上映后，一致都认为是一部成效卓越的作品。现在，报上花了几天时间，用了许多篇幅，来批判他的影片，指控黄把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士兵，描摹得像英雄一样，从而贬低了解放军的形象。这些批判文章还指出，他在表现上海城市受战火破坏，市民遭难的镜头时，暴露了他自己反对武装斗争，特别反对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用心。很显著地，报上突然掀起一阵对他的批判，说明他已被列为打击对象。
为什么像黄佐临这样一个对党作出了如此多贡献的人，也会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呢？和其他人一样，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原来，那位赏识他、并介绍他入党的人，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时的死对头。那时，她是个正想往上爬的二流电影明星，而黄佐临他们，则是当时上海左联的领导者。所谓左联，即是左翼作家、文艺家及刘少奇领导下的一些地下党党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团体。十分显然，大部分左联知识分子都看不起江青，认为她品德堕落，技艺不高。长期来江青对此怀恨在心。文革中，一旦她获取了共产党文化领域的领导权，便把这些人全部投入监狱，指控他们为刘少奇的爪牙。因为中国政治生活之中，职务的委派之权仍取决于上级领导，因此往往任何一个领导倒台时，必然会祸及部下。
〃你认识洋行买办黄佐临吗？〃当我读完审问员指定的语录之后，刚附在犯人座上就坐，坐在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