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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别怕，我不会去报告的。你知道，我们囚犯之间要互相保护才是。〃她对我说。停了一下，她又问：〃你得肺病了？这是肺病病房，因此我们的伙食较好。但明天我就要回牢房了，因为我已经不再吐血了。待我的病情再恶化吐血时，他们还会让我转这儿来休养，注射一些肺病特效针剂。他们给我们治病倒是不嫌其烦的。因为他们也不愿我们死掉。〃说着，她深深叹了口气。
〃真不幸，你得了肺病……〃我对她的病深表同情。
〃这样的地方，每个人迟早会患上这种病，那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互相交叉传染；想想看，二十个人挤在一间牢房里，睡觉时，互相挨得紧紧的，怎能不传染？伙食又这么差，劳动量那么重！〃〃你要参加劳动？你干些什么呢？〃我好奇地问她。
〃缝纫。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一周六天，我都在缝羊毛背心扣子，开纽扣洞。因为这些产品都要出口的，因此要求很高。我每月可以挣得几块钱，买点肥皂草纸。我丈夫没有能力再支付我的零用钱。我们有三个孩子。〃谈到自己的境况，她不禁悲从中来。只见她低垂着头，几乎要哭出来了。但她还是坐在我的床边。我知道，她是希望有个人跟她谈谈心，对我来说，被隔离了这么久，有她在我身边作伴，也觉得很是安慰。
〃我原是一家工厂的会计，我丈夫是同厂的技术员。那工作蛮不错，但我自己不小心，把它弄丢了。〃她幽幽地说。
〃是在管理银钱出入时犯错误了？〃我问她。
〃不，我不做那样的事。我只是批评了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后来有人去报告了，他们就把我揪了出来。我不但不向支部书记道歉，还不服气，与他们抗争，又批评了他几句，我真太不懂事了！那支部书记发火了，把我的名字列入厂里的反革命名单里。我被判了十二年。〃〃你可以向上级法院上诉吗？批评党支部书记并不是太严重的错误，十二年的徒刑太长了。〃〃这又有什么用呢。上级法院所做的，只是把案子再推到我们支部书记那里。公安局总是和支部书记站在一边的。你知道，古话说过：官官相护嘛。〃〃你在这里已很久了，待刑期满了，你们依旧可以全家团圆的。〃我试着安慰她。
〃我已快满刑了。希望再见到他们时，孩子依旧还认识我，丈夫也没有其他女人。〃〃在规定探望日子，他们来探监吗？〃我知道己判刑的囚犯送至提篮桥后，每月准许家属来探望一次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长期搁在看守所的囚犯，宁可作假交代而判刑，至少他们可以见到自己的家属。
〃没有。我判刑之后，自己立即就要求他们与我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丈夫保住他自己的职务，保护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对待反革命家属是十分残忍的。我和丈夫感情很好，我们是自由恋爱结合的。当我提出要他即刻与我离婚，并不要他来探望我时，他哭得很伤心。他说我们就假离婚吧，其实他在等着我。〃我实在为她难过，但不知该说些什么才能安慰她。她沉浸在自己的悲哀之中，久久没有出声。然后，她转了话题：
〃你遇到那个女医师看病，那真是你的运气。她的医术很好。听说她毕业于美国一所世界闻名的医学院。这位医生十分和气，也体贴病人。我初进来时，她也是这里服刑的一个犯人。刑满后，她又回到这里来工作。听说她是自愿要求来的。在这里呆过的人，在外边是很难做人的。人们都不愿和刑满释放分子交往，单位领导也不敢分配他们合适的工作，更没有提升的希望，他们已成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总得受人歧视受人詈责。一旦成了反革命，便永远是个反革命。在监狱中受苦煎熬，出了监狱，也是无尽头的受苦煎熬，家属也陪着一起受罪，我在厂里冷眼见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自己也置身其中了。有时，我真害怕离开这里再回到外边世界去。〃听说那女医生原也是提篮桥的犯人，我大吃一惊。真没想到，她那善良的外表后面，竟蕴藏着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不讨现在想起来，她的双目中除了温和与善解人意外，的确还深藏着一种别样的目光。对人生，她似有着一种独特的理解，这令她表现得超然的睿智及宽容。
〃她是响应人民政府号召由美国回来为人民服务的。她在那里本有个很好的职位，但她放弃了它回国了。我初见到她时，她讲话仍像外国人一样坦率。像她这样，当然会有麻烦的。〃她说。
一九五零年初，人民政府通过海外华侨中的代理人及同情者，秘密动员居住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结果这一号召广泛地激起了海外各地华侨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特别在美国。各行各业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士响应了号召。他们放弃了很为理想的职业及舒适的生活回到了中国。岂知事实上，他们并不受欢迎。有些领导对有〃海外关系〃的人，猜忌怀疑，对知识分子持有偏见。这样的政策，使回国的知识分子顿陷困境。由于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让他们再回到美国。因此，他们唯有尽力适应中国的情况。有少数人去了香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接受了分配给他们的工作。许多人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即使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也被一网打尽。只有部分幸运者在周总理的力所能及的保护下才免于遭难。这是极左分子为政治而牺牲个体的人的实例。
我们默默地坐着，各人想着自己的心思。还有一张床上的病人，开始呻吟和咳嗽了。远远地，又传来开门的声响。那位坐在我床沿边的犯人有些害怕了，她转身对我道了晚安，就溜回自己床上了。
我睁大双眼躺着，思念着我的女儿。现在，她在哪里呢？她是否能安然地应付这错综复杂的大革命局面呢？我祈求上帝引导她，保护她。
次日早晨，我的脚一触及地面，依然感到虚弱无力，走动时只觉得气喘吁吁。此后我每天坚持走几步，后来可以在房里随便走动了。营养和药物令我的健康逐渐得以恢复。
那时，病房里只有我和那会计俩，另一个病人病得很厉害，一直不能起身。一次我走到她床边，但她眼皮也没睁一下，好像毫无觉察。在她枕边，放着半罐痰血。她的脸色，就像一张揉皱了的牛皮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动，除了咳嗽。午饭时，那个来劳动改造的女青年，用汤匙喂她。
我从未对那来劳改的女青年打听过她的问题，她也不敢冒险与我交谈。但我们互相以微笑来表示友善。虽然她每次给我送来营养菜，一但我发现她自己吃的，仍是一般囚饭或白水煮山芋。她衣衫褴褛，而且看上去衣不胜寒。见她的嘴唇冻得发紫，双肩耸缩着，我想把自己的一件毛衣送给她。那天事先我就把毛衣脱下，等她进来时就塞给她。因为有解放军在监视着，我也不准备与她说什么。然而她却怵然惊起，紧张地看看病房那端那个忧伤不已的会计犯人一眼，慌张地把毛衣退还给我。
一年后，我又因重病再进来时，她已不在了。但愿她己在上海的普通医院，手拿注射器敏捷地穿行在病床之际，为病人服务。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的体温正常了。医生告我，可以回看守所了。她说话时，柔和的双眸满含着友好之情。或许我身上不经心地流露出的某些气质，令她有几曾相识之感吧。这位女人具有一种崇高的品格。我不相信她重返监狱医院行医，仅仅是为了自己是刑满释放分子而不能与外界人共处；我相信她之所以要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犯人需要她，她找到了可以贡献自己毕生精力的位置。虽然她的地位并不光彩，在世人看来也不值得褒扬，但她似乎持有非凡的精神依仗。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