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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认为这次会议并不很重要，作报告者，不过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嚣派往亚细亚公司原职工中领导文化革命的。在我眼中，这场运动不过是场左倾运动，过不多久，当其过分激烈时，上面调整的措施就会下来的，老百姓将有数月或数年的安定，直至下一次运动。北京有人深信，政治运动是促使人类前进的动力。因此我想，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有如那连绵不断的各次政治运动一样，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我一面昕着长篇大论的充满火药昧的发言，一边四下打量着会场，只见墙上挂着〃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陶方〃的横幅，在他名字上打了两个红叉，这表明他已是敌人了。但我在刚刚进入会场时，并未注意到这条横幅。因为墙上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宣传，在中国人民生活中极其重要。它们歌颂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的义务。它们鼓励人民努力工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听共产党的话。每次的政治运动一开始，这些口号便作为打击敌人之用。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到处都张贴着数以万计的标语口号，人们不可能一一都能看到，也有些人对它们视而不见。
发言者提到，陶方的糜烂生活，是因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处而致。看来，他的罪状是生活方式：过度酗酒，讲究吃喝，及种种领导看不顺眼的散漫表现。对这些罪行名目，我并不惊讶。因为我知道，一旦某人被揭发出来，他会一无是处，而任何错误表现，都是算在受资本主义影响这笔账上的。
发言者全面深刻地批判了陶方的私生活，并强凋这是资本主义对他的腐蚀。之后，他的语气态度反而更加严厉。他的目标，开始转向帝国主义及其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对他来说，陶方的错误，并非因为他缺乏自制力，而是因为他曾在一家百年前侵略过中国的一个如此罪行累累的国家所属的公司里工作。他提到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其口气就好像它们就刚刚发生在去年。
虽然他的措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闻或把音量提高到声嘶力竭的地步，但他的发言，却是冗长的，慢节奏的。他不时停下来喝口水，或看发言稿。他知道这里有一批被强迫参加的听众，没人敢在结束前擅自离开，他的讲话再冗长，听众们也不得不洗耳恭听。室内闷热难熬，听众也渐渐感到不耐烦了。我看看衰j已快十二点了。可能发表高论的那人感到累了，且也饿了，他突然结束了发言，宣布休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再继续开会。话音刚落，大家都起身涌向出口处。
外面，正午的烈日，火辣辣地硒着马路。树荫下停着一辆三轮车，我跑过去请他快快把我送到家去，我愿意加倍付钱给他。
早晨带我去的那个人，突然从大楼里冲出来，大声喝令我停下。他要我在学校的食堂吃中饭，这样我下午就不会迟到了。他那么猴急地要扣住我，竟牢牢抓住三轮车的把手不放。我再三保证我一定准时赶回来，他这才悻悻地放了手。
我那幢可爱的小楼，，窗上有帆布篷遮，凉台上垂挂着绿色的竹帘，与那热不透风的会场相比，这里简直成了我的避难所。我的衬衫已全部汗湿了，粘粘地贴在背脊上，我马上冲了个淋浴，喝了杯冰镇茶，并享受了一餐厨师为我准备的可口的午餐，再在床上闭目养神约半小时左右，便坐了那辆预先让他停着等我的三轮车，再返回会场。
待我赶到会场时，还稍稍早了一点，但我已是最后一个报到的了。我在第二排一个靠着柱子的座位上坐下，如是我坐累了还可以有个靠处。我又随身带了一个大挎包，里面放着一瓶水，还有茶杯，另外还有两块巧克力。因有了这一切准备，我心里似乎也踏实了，静静地等着那人继续他的发言。
会场渐渐满了。到两点钟，还是那儿个人，又登上了主席台，依次坐下。蓦地，那发言者突地向后面的人做了个手势，出乎意外地，陶方被带入会场，戴着用白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要不是他那悲戚的表情，那就活像个小丑。
在中国神话传说中，牛鬼蛇神，是指那些专门伪装起来作祟的魔鬼，一旦他们被人识破了，便会原形毕露。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用来代表所谓黑九类：一九五零九五二年土改中划为地主的，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划为富农的，一九五零年镇反和一九五五年肃反被揭发为反革命的，共产党执政后，各时期被逮捕的坏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揭发的右派、叛徒（即曾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中被疑叛党投敌或泄露组织机密者）、特务（与国外间谍机构有联系的男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共产党员中，在工作上不坚决执行极左路线政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及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
〃牛鬼蛇神〃简称〃牛〃，在文革中被消除出来的九类人被集中监禁的地方，称为〃牛棚〃，当运动的范围扩大时，每个单位都设有牛栅，而每个组织的革命群众，都有权处理这些〃牛〃，惨无人道的待遇再加上残酷的逼、供、信，使许多〃牛〃的生活，比普通监狱里的犯人更恶劣。
陶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样！当他和我在一起办公时，他总显得非常自信，现在却变得如惊弓之鸟，颓废萎靡，人也瘦了一圈，与过去几个月相比，似老了好几年。后面几个青年人，却在窃笑。当陶方被带到台上时，后面的人都站起来看，把长凳都推倒了。于是，有人把一张椅子搬到台前，令陶方站在上面。陶方爬上椅子，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