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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考虑到利害关系，毋患没有充分理由。1938年3 月，第7 号油井的发现已经开辟了一个新时期。在沙特阿拉伯东北的达兰建立需要的工业、行政和住房的工作加快了——达兰城终将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郊区，沙漠中的绿洲。在7 号井发现石油之后不久，开始建造管道，把油田同选定作为海运终点的沿海的腊斯塔努腊连接起来。1939年4 月，四百辆汽车的车队，载上国王和庞大的随从，越过沙漠到达兰。在那里，他们扎下了三百五十个帐篷。这重大的活动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D。G。斯科菲尔德号”到达腊斯塔努腊来装运第一批石油。盛况恰如其分，伊本。沙特国王亲自转动阀门，第一滴石油通过阀门流出了沙特阿拉伯。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赶紧在广大的沙漠扩大勘探。在一口盲目开掘的井中，钻到一万英尺深时显示出有很大石油储量的可能性。同时，1940年的产量已高达每天二万桶。看来以后的产量会更大。但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1940年10月，意大利人轰炸达兰，虽然目标显然是对准巴林。几个月后，在1941年1 月，一座小炼油厂在腊斯塔努腊崛起，但接着在6 月关闭了。在邻近的科威特，由于战争，经营都停顿了。按照盟国的命令，科威特的所有油井都用水泥堵塞，使它们不能使用，因为担心落入德国人手中。
在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也大部分停止，美国雇员大多数都回家了。一支基干人员继续生产，每天一万二千至一万五千桶，作为巴林炼制的原料。但进一步发展推迟了，全部企业进入暂停状态。可是，在别的地方，当人们开始咀嚼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潜力会怎么样和意味着什么时，这个国家的石油储量将成为比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伊本。沙特国王或甚至菲尔比所想象的更为复杂和紧张的政治权力游戏的目标。菲尔比最初就曾向国王灌输过他有埋藏着的财富的概念。
杰克。菲尔比在整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里发了财并在这个国家持续进行地理勘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试图成为伊本。沙特和犹太复国运动的领导人钱姆。魏茨曼之间就瓜分巴勒斯坦问题讨论的中间人，但一无所获。他的习惯性反英情绪并没有减退。他不服约束地成为同盟国的批评者，在一次去印度旅行时被捕并被送回英国，被判入狱半年。他在战争的其余年月里写小册子、诗篇和不发表的书籍，并在外国政治方面空忙了一阵子。战后回到沙特阿拉伯，他又成为国王的顾问，进行新的勘探，写更多的书，并在战后石油景气中从事有利可图的贸易。由于国王送给他一位年轻妇女，他在六十五岁时又当上了父亲。可是，伊本。沙特死后，菲尔比对伊本。沙特的儿子沙特国王统治下的挥霍浪费进行了批评。他被逐出沙特阿拉伯，但几年后又允许他回去。1960年在他去看他儿子金。菲尔比而前往贝鲁特途中患了病，被急速送往医院。这个一生充满了包罗万象、敢作敢为经历的戏剧性人物，不省人事地躺着。在他醒来的一刹那中，向他的儿子咕哝一句，“我很厌倦，”然后断气了。在黎巴嫩的穆斯林墓地的墓碑上，金。菲尔比写上简单的碑文：“最伟大的阿拉伯勘探者。”
弗朗克。省姆斯少校——石油之父——又怎样呢？当然，他是这样一个人，他想象，构想，并促进整个阿拉伯石油的冒险事业。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当阿拉伯石油财富的规模开始被人们意识到的时候，有人向霍姆斯——那时被安置为科威特驻伦敦的石油代表——提出一个问题，面对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实际上一致的判断说阿拉伯会是“石油干枯”之地，什么东西使他对阿拉伯石油前景那么肯定和那么确信呢？无疑，他作为一个采矿工程师的早期实践经验告诉他：理论上的忠告，不管怎样权威或严肃，可以是十分错误的。
但霍姆斯提出了更简单的回答。他用一个手指轻轻地叩叩他的鼻子说，“这就是我的地质学家。”
第三部 战争和战略
16、日本走向战争之路
1931年9 月18日夜间，驻中国半自治省份满洲的日本皇军用炸弹袭击南满铁路。有关那次爆炸的事实证据极少：大约只有三十英寸的铁道受到影响，损失微不足道，几分钟后便有一列快车顺利通过现场。然而这是一次蓄意策划的事件，因为这条铁路线是由日本人控制的，他们的目的是把损失保持在最低限度，而将它归罪于中国人。日军现在有了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借口，便毫不迟疑地开始行动。满洲事件由此而起，它标志着日本历史进入了一个他们在事后称之为“暗谷”的时代。
作为1895年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战果，以及通过与中国所订的条约，日本已在满洲获得许多经济和政治特权，其中包括驻军的权利在内。二十年代末，日本国内强力支持夺取对满洲的全部控制权，——正如一位首相所称，这一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他们认为满洲的原料是拥挤的日本各岛必需的，而且满洲也是日本军事力量极其重要的“生存空间”。此外，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满洲的地理位置也使取得其控制权似乎颇有必要。日军陆军越来越担心受到苏联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重威胁。况且在短短几十年内，日本已作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和经济强国出现；对其他与太平洋地区有关的大国来说，它们也越来越对日本产生疑虑。
“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
1923年，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针对当时的情势，写过一篇题为“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的文章。编者在介绍此文时评论说：罗斯福“在其大部分任职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在准备对日作战”。罗斯福在文中写道：“早在1914年的各种事件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别处之前，美日战争是最能使预言家们打赌的事。其紧迫性开始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而现在——他在1923年说——战争很可能变成一种军事对峙；于是，“各种经济因素便会成为决定性因素。”不过罗斯福仍以一种明确的肯定语气回答了“我们要不要信赖日本”这个问题。日本已经发生变化。它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它一直遵守英美在战后确立的军事秩序；且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与我们之间，在无限的将来，似乎存在着足够双方分享的贸易空间”。
确实，在整个二十年代，罗斯福的分析证明是正确的。日本具有一个能起作用的议会制度。1921年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杜绝了日本、美国和英国之间在太平洋可能出现的海军竟赛。其后，日本将其安全建立在与英、美两国合作的基础L。但是那种合作没有超过二十年代。日本军方，特别是陆军，终于控制了政府，日本开始在东亚走上帝国扩张的道路。在此过程中，它图谋把西方各大国从它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排除出去。
这一决定性的转变出于多种因素。大萧条和世界贸易崩溃给日本带来巨大的经济困难，增强了它因原料贫乏和国际市场萎缩所产生的虚弱感。同时，陆军和社会上的重要阶层则陶醉于极端民族主义，道德败坏，傲慢无礼，迷信日本文化、帝国制度和“皇道”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一种想法，认为其他大国正在蓄意想把日本贬为二等国家而否认它在亚洲应得的权益。固然赞成延长与美、英两国签订的海军条约的滨日雄幸首相在1930年2 月的选举中大获全胜，但在几个月后，反对派卷土重来，那时有一名对日本与美、英合作感到愤懑的青年在东京的一个火车站上枪击滨口。滨口从未完全康复，于1931年去世，合作精神也随之消亡。一股借助于“暗杀统制”的极端民族主义新狂热占了上风。日本还在满洲建立新的傀儡国，即所谓的“满洲国”，以中国废帝溥仪为傀儡。当国际联盟谴责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时，日本傲然退出联盟，开始走上自己的道路——一条最终导致毁灭的道路。
亚洲新秩序其后数年内，东京大肆宣扬它负有一种“使命”和“在东亚特殊责任”的主张，日本政界中充满了阴谋、思想运动以及各种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视为软弱和衰亡之源的秘密团体。为天皇战死沙场被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