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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财团”是向任何美国的独立石油公司开放的，只要它的财力曾由普赖斯。沃特豪斯结算公司审查过并予以认可。但是，由于谋求安抚发怒的英国政府，国务院向伦敦保证：国家本身已经负起“责任管理好独立公司的引进”，并诚恳地答应“只有好的和可靠的独立公司”才会允许加入。
伊朗财团建成之后，美国现在是在中东的石油方面和多变的政治方面唯一起作用的角色。即使由于伊朗的错综复杂的局面所造成的石油供应中断已经比预期更容易地得到了解决，仍然有几个人担忧越来越多地倚赖中东石油这个情况的含义是什么。摩萨台倒台和国王回国以后几个月，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前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伊。亨德森试图集中整理一下他的思想。他不能肯定光是摩萨台的消失就意味着所扣的长期风险有任何减少，特别是关于石油供应的安全可靠性。他在1953年预言道，“看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时候—…。中东的各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并一起决定统一政策，这对各公司的经营可能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继续和增加现在西方对中东石油的倚赖最终可能使欧洲的石油消费者完全受它们的支配。”
针对石油公司的反托拉斯一案继续在磨蹭。司法部长批准成立伊朗财团的影响只使生产过程前阶段的其他联合生产安排，诸如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免受反托拉斯的抨击。因此，这个案件收缩到生产过程后阶段上的市场销售和分配设施方面，于是在六十年代早期造成由标准真空公司、新泽西标准公司和纽约标准公司所组成的在远东的联合公司解体。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欧洲的生产过程后阶段的系统（由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联合所有）为了商业上的理由解散了。即使越来越多的独立经营的公司和国家石油公司进入了世界石油市场，直到1968年美国政府才最终对反托拉斯一案来个收场。到了那个时候，财团已经在伊朗经营了几乎十五年了。
在莫伊石油公司方面，它在伊朗石油混乱中却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好结果。它始终一贯坚持必须对它被收归国有的财产予以补偿，作为任何财团式的安排的一部分。既刻板而又固执的威廉。弗雷泽爵士坚持要求补偿竟激怒了屡次谈判的所有参加者（包括公司方面和政府方面的）。但是弗雷泽还是不愿后退——很不愿意。由于始终坚持，他终于获得了补偿，尽管补偿并不来自伊朗，（甚至在国王统治下，伊朗坚称它什么都不亏欠，）而是来自加入财团的其他一些公司。它们为了莫伊石油公司据称曾放弃了60％的权利，预付给该公司约九千万美元。此外，莫伊石油公司按财团控制的全部生产量收取每桶十美分的特许开采权使用费，直至另一笔约五亿美元的钱也付清为止。于是，尽管正式承认了国有化和接受了伊朗确实对它的石油贮藏和石油工业享有所有权这个事实，其他公司而不是伊朗政府却在为石油权利付钱给莫伊石油公司。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资深常务董事约翰。劳登说，“对弗莱泽来说，那是一宗出色的交易，是威廉。弗雷泽一生中所做的最好买卖。毕竟英伊石油公司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供销售。它早已国有化了。”
另一位在伊朗危机中起主要作用的性情暴躁的老头儿，日子也并不好过。穆罕默德。摩萨台被重新登位的国王付诸审判；他为了为自己辩护发表了激动的演说，结果坐了三年牢狱。他的晚年是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受到软禁度过的，他在那里仍进行关于顺势疗法的实验，正如他在三十年前做的一样——那时国王的父亲也把他软禁过。与此同时，膨胀的石油岁入正在把年轻国王（现在他被稳固地安置在伊朗的孔雀王位上）的不安全感转变成一位怀有全球壮志和自信的君主的抱负。
24、苏伊士危机
苏伊士运河——在埃及沙漠中挖出来的一条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一百英里长的狭窄水道——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是法国人费迪南德。德。雷赛布的亲手杰作，嗣后被称颂为“伟大的工程师”。事实上，他完全不是工程师，虽然他有其他许多成就——作为一个外交家、企业家和事业振兴者。他的才干也不止于此。
六十四岁时，他与一个二十岁的女子结婚，不久即连生十二个儿女。
这条水道虽然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一直被认为是不可能开凿的。后来德。雷赛市筹资开设一家私人公司，即苏伊士运河公司，从埃及获得了特许权来开凿一条运河，实际工程始于1859年。1869年，十年之后，运河终于筑成。英国人很敏锐，一看到它就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尤其是运河大大地缩短了前去英帝国的宝石——印度——的路程；英国人懊悔他们在“我们前往印度的公路”（威尔士亲王给它的绰号）
工程里没有一些直接的股份。幸运的是，1875年埃及持有的44％的运河产权，由于埃及的赫迪夫（埃及统治者的称号）无力清偿债务而在市场上出售。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以闪电式的速度并在罗思柴尔德银行英国分行的及时资助下，策划攫取了这些股份。苏伊士运河公司成为一家英一法公司，迪斯雷利在努力完成之后写了一张简练和不朽的条子给维多利亚女王说，“夫人，您拿到手了。”
运河给旅行者和做买卖的人带来了无穷的好处，因为它把前往印度所需的旅程时间减少了一半。但是，运河的最大意义是战略性的；说实在，它是英帝国的主要公路和生命线，把英国与印度和远东连在一起。“保卫通向印度的交通”成为英国安全战略的根本依据。英国部队常期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运河的军事重要性清楚无遗，那时候英国人在阿拉曼担任警卫以防推进中的隆美尔前来袭击运河。
但是，在1948年，运河突然失去了它传统的合理根据，因为在那年，印度宣告独立，不再能根据它对保卫印度或一个正在结束的帝国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理由，来保持对运河的控制。可是，正是丝毫不爽地在同一时刻，运河起了一个新的作用——不是帝国的公路而是石油的公路。苏伊士运河是大多数日益增加的波斯湾石油输入欧洲的道路，它把绕过好望角前往南安普敦的一万一千英里的航程缩短到六干五百英里。到了1955年，运河全部交通量的2 ／3 是运输石油，从而欧洲的石油的2 ／3 通过运河。由于运河的北边有横贯阿拉伯的塔普莱恩输油管和伊拉克石油公司的输油管，它在国际石油工业的战后结构中是一个关键性的连接环节，并且是正在大大地依赖于中东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具有独特重要性的一条水道。
民族主义者：角色找到了它的英雄人物
英国已经控制埃及从而也控制苏伊士运河达3 ／4 世纪，开始是通过明目张胆的侵略和军事占领，然后通过对一连串它庇护的政权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但是早已存在有一股埃及民族主义的焦躁不安的趋势，这股潮流在战后早期几年里已壮大起来。1952年，一班军官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并把骄奢淫逸的法鲁克国王放逐到里维埃拉。国王尽管无人痛惜，却在那里搞了许多女友和大大地发胖而又出了名。1954年，纳赛尔上校推翻了1952年政变的有名无实的领袖穆罕默德。纳吉布而成为埃及的毫无疑问的独裁者。
纳赛尔是邮局职员的儿子并且是一个天生的策划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即十年以前曾经开始他原先的反英花招；从那时起又喜欢玩暗中密谋的把戏。关于纳赛尔，中央情报局秘密编了一个简介，其结论是“他对搞阴谋活动抱有孩子气般的兴趣”。甚至在当上国家元首之后，他会对来访者和同事们说他依然觉得他是一个阴谋家。他也具有抓住和引导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的新精神的能力。他曾是摩萨台的有天赋的学生，善于辞令，能言善辩，运用广播来动员群众和激起十万或几十万的示威者热烈激动地走上街头。他将成为正在兴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军官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模范。
纳赛尔的确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献身于埃及的恢复和独立事业。但是他也要走出去，越过埃及的国境从阿拉伯语世界的这一头到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