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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件事凑巧也使3 月12日这一天成为历史性的日子。那天，杜鲁门总统在国会一次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所谓“全力以赴的演说”，他建议给希腊和土耳其以援助，使它们能抵抗共产党的压力。作为出现冷战的里程碑，这篇演说创始了后来成为众所周知的杜鲁门主义以及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新纪元。虽然是一个巧合，但杜鲁门主义和美国石油工业四大巨人参与开发沙特阿拉伯财富的事实，现在确保美国能在从地中海延伸至波斯湾这一广大地区内享有充分势力和利益。
又是古本金这个人物法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诉讼仍悬而未决。但是法国在它的政治议程上安排了许多想与美国打交道的事情。到了1947年5 月，一项能够改善法国人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内地位的交易已经完成，作为交换，法国国家石油公司当然将诉讼撤回了。
古本金照例又成了一个问题。他把自己安置在里斯本古老建筑的阿维兹旅馆一楼的套房里，仍旧保持着他的吝啬的习惯。他不再维持一辆私人汽车和专职司机，而是租用一辆汽车，每天把他送到乡下来散步，每次他都要仔细核对车上的计程器来确定是否把别人坐车的路程也算在他的头上。有一位英国官员评论说，“可以认为古本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他说了什么就是什么。困难是在于取得他的话。妥协这项本事不是他的一种属性。”那位官员还不得不加上一句，“一碰上纳税问题，古本金总是认为他自己在财务上是无懈可击的，他的想法呈现一个特殊形式。他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避免纳税。”他在法国和葡萄牙逃避所得税，方法是他在伊朗公使馆内保持一个经过委任的职位。为了逃避他在巴黎一所住宅的财产税，他把其中一小部分改为画廊。在他出售巴黎的丽茨旅馆的时候，他坚持要满足他的一个条件，即长期为他保留其中一个套间，以便他在巴黎时可以声称他是“在旅途中”，从而进一步逃避向法国纳税。
古本金把他一如既往的和十分强烈的注意力倾注在红线协定的细节斗争上，同时他又绝不勉强地妥协，并且具有高度集中的能力来对付这件事。虽然法国人后来撤回诉讼，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古本金仍然会不惜把每一件家五都外扬出去。他在英国法院告了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一状，那两家公司各自又来了一个反诉。
这件诉讼案引起了公众舆论的广泛宣传，这对古本金对这两家公司的反击是有利的，因为担心司法部和公众舆论的毕竟不是他而是那两家美国公司。不过，古本金绝对讨厌的是一些副作用，使他臭名远扬。由于他身材短小，他曾在阿维兹旅馆的餐厅里定制一个特别的台阶，以便他一边进餐一边可以环顾四周。诉讼案越来越广为人知，因此“在阿维兹旅馆里的古本金先生”成了前来里斯本旅游的人“必须参观”的一个节目，就像观看斗牛一样。他提出了抗议，但是他无法制止。
足足有一年多的时间，谈判者从纽约到伦敦，再到里斯本来回穿梭，想寻求一种妥协。石油企业家和律师们的第二代到现在才有机会得知，同卡洛斯特。古本金打交道会使人发火的。他的儿子纽伯说，“我父亲的惯例是从来不把任何一个要求一下子推出来而落到挫败的地步，由于他是一个干练的谈判者，他把他的要求逐步提出，这样在某一点上已经得到满足之后，再提另一个要求，接着再提一个，直到他完全达到他所要的一切为止，或者至少比他在一开始时就提出所有的要求而能得到的多得多。”
古本金的猜疑癖已经深深地形成一种心理上的强迫症，使得谈判变得更为困难。他本人并不参加各种会议。在会上他派有十四个各色代表，每个代表必须分别地向他作书面报告，代表之间不准共同商讨——说实在，甚至不能互相谈话。这样，再加上他对谈判对手的分析，他可以从两方面复核，作出事后评论和推测他自己所派的每一个谈判者是否胜任。
在实质上古本金究竟要的是什么？有些人猜想他实在的目的是要取得阿拉伯一美国石油公司的份额。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伊本。沙特决不允许。古本金对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简单地解释了他的目的。他不觉得自己可尊可敬，除非他“能够尽可能地达成一笔上算的交易”。换句话说，他要尽其可能地得到更多的东西。他对另一个不是石油企业家而是同他一样爱好艺术的美国人还可以作更多的解释。他已经赚了这么多的钱，因此再多的钱财本身算不了一回事。二十年以前他曾经谈到沃尔特。蒂格尔，他现在以同样的言词来评价自己——他是一个建筑师，甚至是一个艺术家，能够创造新的结构、平衡各方利益和调和各种经济力量。他说，这就是使他感到快活的事。他一生中收集的艺术品已经成为当今一个个人所能收集的最大的收藏。他称收藏的精品为他的“孩子们”，爱护它们似乎胜于爱护他自己的儿子。但是他的杰作——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伊拉克石油公司。对他来说，它同拉斐尔的壁画《雅典学派》一样，是按建筑学的结构法完美无缺地设计出来的。古本金讲得很清楚，如果他是拉斐尔的话，他认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们简直就属于吉罗洛马。盖恩加这个第三流平庸拙劣的文艺复兴大师的模仿者一类的人。
在伦敦一座法庭上行将开始一场不愉快的争论，在此压力下，同古本金订立的协议看来终于要形成了；这一列由石油企业家及其律师们组成的“车队”，当时是这样称呼的，都转移到里斯本。法庭辩论即将于1948年11月初的星期一开始，就在这之前的一天新的协定完成了。古本金的和蔼、孝顺的儿子纽伯。古本金预先在签字所在地的阿维兹旅馆订了一间专用房间，签字定在下午七时举行，随后将举行一次庆祝晚宴。
七点不到五分，古本金宣告他发现还有一点未曾包括在新协定内。全屋的人都为之惊愕，马上打电报给在伦敦的董事们，等候指示。阿维兹旅馆笼罩在一片目瞪口呆的气氛和抑压的沉默之中。可是菜已经订下了，也都快凉了，至少在纽伯。古本金看来，订好的筵席不吃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他便招呼整个“车队”的人员入席。这一顿晚宴像丧礼似地阴沉严肃；十二位进餐的人只喝了一瓶香摈酒，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
大约在子夜时刻，伦敦来了回电。古本金的最后一个要求得到了依从。协定重新用打字机打出，古本金在凌晨一点半签了字，协议书用专机送往伦敦。有关官员接到伦敦的通知说，当天下午在伦敦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取消；在里斯本的疲乏的一群最后宣告散会，共同前往一家通宵营业的酒馆，吃些三明治和喝些廉价酒以资庆祝。
1948年11月的集团协定就这样谈判成功了，从而组成了伊拉克石油公司。除了总的生产量提高以及其他一些利益之外，古本金所获得的是石油的额外配给。他的“百分之五先生”的称呼不再存在了，他现在所拥有的股份已经超出5 ％了。协议书本身是“复杂性的标石”。一位英伊石油公司的总裁（后来成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宣称，“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地做到使得谁都难以看懂这个协定。”但是这样的复杂性也有一个好处，因为正如古本金的一位律师所说的，“没有谁能够就这些文件进行诉讼，因为没有谁能理解它们。”
古本金顽固不化的花岗石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