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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司令下一步开始折磨我了，教我制定一个占领塔格拉的计划。我提出了抗议，我说，以现在的兵力状况进行这样一次战斗，是行不通的。但他坚持要我制定一个计划，在我的朋友西巴尔暗地里劝告之下，仅仅为了满足森的要求，我编造了一个虚构的计划。
我违背心愿而编造的计划如下：
第四炮兵旅部（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很少有炮战任务）将作为一个步兵旅部，并从第七步兵旅部接过保卫达旺地区的责任；拨给它新近即将到来的两个营；第七步兵旅与第二拉加普特联队、第四近卫军联队和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仍在从米萨马里到达旺的行军途中）将集中在伦坡；第九旁遮普联队留驻扯冬；伦坡基地充分储备30天的给养；章多基地（在扯冬的西南）储备15天的给养；只有在此之后，第七旅才能取道章多向西调动，在章勒集中，准备对塔格拉山脊进行突然袭击，向东扫荡。
关于这个“计划”，我必须略加展开地谈一谈，我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章勒是一个很小的偏僻的牧羊人营地，按照一位军士（末授军官衔）在巡逻时，用铅笔仓促勾画出的克节朗河谷示意图，似乎它位于扯冬西部的某处。据此，为了迎合军区司令的意图，我就编造了我这个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在事后看起来是轻率的举动，而我和我的师，确实是自食其果，在后来的三周，受到这种轻率举动的报应，这个我以后再加叙述）。因为中国部队占据着从第一号桥到扯冬的大片河床的紧靠北部的陡峭山腰，我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根本没有可能从河岸线直向山上发动一次正面的进攻。所以，我那“幻想产生的”进攻路线，要以章勒侧翼为基地，发动进攻，然后向东扫荡，并向上打到塔格拉。如果我突然受到攻击，这是唯一可行的路线——或者说，当我看到那个铅笔画的草率示意图时，我是这样认为的。纵然来自军区司令的压力，我承认制定这种假造的欺骗性的计划是我这方面的一个失误——我们全都为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所能为自己辩护的是，我曾明确表示过，发动进攻要以完成伦坡的后勤储备为条件；而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期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后来到色拉，他说，就是登山运动员要适应这样的高山气候，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称无所不知的德里当局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又定要抵抗我们建立哨所的行动；那么，我们着手愚蠢的进攻计划，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一场大灾难。显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级当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宁愿不顾事实。
这时候，中国广播了几条消息，要求我们的部队从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越过克节朗河的阵地上撤回去。当然，我们的部队不予理会；并且继续巩固所占阵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双方敌对武装如此对抗之下，长久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日，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结果双方都有伤亡。这样，沉闷的对抗，已升级到公开的、还可以说是有控制的战争行动了。这次事件，也显示出中国人是准备得很好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勉强支撑沿着克节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几股小分队。撤运伤员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个到8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才能回到伦被，从伦坡再空运到吉米塘。有些伤员在搬运途中就会死去，根本到不了战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已使达旺面临严重的威胁。我愿强调说，达旺不仅具有政治上和战术上的意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达旺的佛教徒门巴人，特别是著名的达旺寺庙里的几百和尚，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1960年，当我们开始建立阵地时，他们曾抱着希望与印度军队共命运，完全和我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的安全对我们是一种神圣的信托。
以前我曾经要视察伦坡和扯冬，但是没有适当类型的直升飞机。年青的空军驾驶员们，作为优秀的飞行员，很想为陆军分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曾几次试图降落，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架米…4型直升飞机在临时机场上坠毁了。因此，飞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伦坡，从达旺出发需要四天艰苦的长途跋涉。
在伦坡，我见到达尔维旅长和其他从达旺步行来的人。我发觉达尔维情绪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的气氛是令人沮丧的。部队有很多人来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劳、饥饿、衣着破烂、士气颓丧。
9月27日，军长乌姆拉奥乘一架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到达伦坡。他通知我们，内阁已决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这一进攻必须尽早完成。这等于他向我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在伦坡的两天内，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讨论。然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进一步草拟了一个试行计划。
根据我对中国兵力的估计（当地情报局的代表已予证实），我写出一个书面的评价。我估算中国在塔格拉有一团（旅）兵力。至于我们的部队，除非枪炮弹药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设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临，在较高的山峰上，已经开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闭我们前沿阵地的陆路通道。这就意味着，一切军需给养——不仅包括口粮和弹药，而且包括为我们部队避寒用的预制掩蔽所——势必在章多至少储备六个月的，因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于伤员，从章多撤离的唯一办法是乘直升飞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种型号的直升飞机能够在那里降落。
基于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见书中，我建议“既定的作战计划，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执行：
（1）如果必需的储备（即供应旅的储备在伦坡够维持30天和在章多够维持15天），最迟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为伦坡前沿驻军提供6个月的储备，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证”。
当我征求达尔维的意见时，他说设想中的作战计划，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进攻应是一个师的任务，还要有足够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后勤支援的保证。乌姆拉奥以其直率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面意见：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同意”。这就是他交给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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