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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部队的进展情况。我简直无法使他们理解，要与在高山中行军的部队保持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时给他们情报。虽然我受到军部的充分支持和赞助，但我没有办法挡住从勒克瑙和德里来的无益的干扰。
当时我得到通知，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值星参谋官，不久要来提斯浦尔视察。9月12日，我按时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车返回师部的途中，连一句话也没说；更使我难堪的是，他对我的所有问话都不予置理。
在师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东部军区司令主持；出席的有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空军中将马·马·思敬尼尔（飞行优异十字章获得者）、东部军区空军司令，以及我的师部各单位大多数的头头们。
森在会上一开头就说，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密码代号为“来克亨行动”的计划（Operationn Leghorn），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执行。之后，他就进入一种漫无中心的谩骂，其要点不是说，他怎样执行这些行动计划；而是说，对于不立即采取行动的人，他将认真考虑给予处分。而对于第七步兵旅的形势估计和军长以及我本人对此估计的评论，却一点也没有讨论。军长企图提几点中肯的意见，但被粗暴地打断发言。轮到我发言，我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答复我一再要求对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报告；这种要求，如前所述，我从8月初就提交上级了．甚至我还没有讲完话，军区司令就说，他不准备同我进行任何讨论，而是将向军长发出全部必要的指示。军长的不满是颇为明显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这样的作法，未能使人产生信心，反而使全体人员大为激怒。
军长与军区司令私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动身到西隆去了。据我所知，军长完全文持我的建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行动限于援救和加强扯冬哨所，而不要发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他也指出了，同中国人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下：第一，达旺的安全——由于我们把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在东北边境特区主要应由我们负责的达旺，就面临着中国可能从北面采取的任何行动。第二，如果从那加兰和曼尼普尔抽调任何兵力的话（两者都由第三十三军负责），那加族的活动就可能加剧。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们卷入冲突的时机，旁遮普邦既要遭受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考虑，也从未给予答复。森要干的却是在提斯浦尔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内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他开始对周围的人下命令，不仅调动部队，甚至调动我指挥下的人员。而他自己却不向前沿移动。他以前从未到过前沿地区视察，尽管在他的指挥下，那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说服森，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能力较强，我们不应该调动他们，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况缓和下来。
请记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开始把第七旅向前调动到伦坡，这一调动就使达旺完全失去了掩护。尤其是，森曾下今，把达尔维旅长立即调到伦坡。当时我用最强烈的言词对这项命令提出抗议，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达扯冬哨所以前，达尔维旅长不能动，但我的抗议被否决了。
在提斯浦尔，森的“战术指挥部”极力折磨着我们，颁发出各种各样混乱的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烦，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报告军区司令，请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官，亲自前来熟悉前沿地区的地形——特别是达旺和伦坡周围——否则，他不可能了解有关军事集结的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问题。这就使森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然，因为他憎恨在我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他的司令部从没有一个人去到高地走一定，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飞机来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将一直是东部军区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间不论酝酿着多少问题，加上最近发生的情况，他一直无暇离开平原去视察提斯浦尔的前沿地区（离达旺200英里，离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假如他能够进行一些视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铁的事实考虑问题的。然而，实际上，他对地形完全无知，加上他显然由于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而时常发怒，这就使他对当前实际情况不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顺便说一下，几天以后，森的总参谋部的赫·卡·西巴尔准将，在无意中证实了我的想法：军区司令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脾气暴躁，大多起源于他强烈的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西巴尔是我的老朋友，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特大风暴式的会议之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对意见。他说，“你何必加入战线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乌姆拉奥的，你置身于他们之外好了”。当我指出，我那个师可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说，我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进一步说，军区司令深信中国人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整一整”乌姆拉奥罢了！听到这些情况，并未增加我对军区司令或他的高级参谋的信心。
森曾发布一些显然是错误的命令，不管乌姆拉奥·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过多么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直接向部队和个别人下达命令。当他不能每分钟都从师部得到情报时，他就坚持要从阿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仍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援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而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揽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