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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绝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国人不是超人，印度军队也不会轻易地被艰巨的任务所吓倒。
在我看来，在我们历史上的那个特定的阶段，我们军队的问题在于太自满和掉以轻心，在军务程序的某些方面，甚至带点外行的味道。比如，以情报工作为例，我深信1962年我们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错误的情报所造成，包括侦探参谋机构的程序。军事情报并不全是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式的、描绘间谍密探的那一些货色。军事情报是一种辛勤努力和日常平凡的工作。它是一种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任务，它所提供的资料，对于国防各军种兵种和内政部，都具有很大的价值。广义地说，它可分为国内情报和国外情报。前者我们可称之为“反情报”，或称“公安”。这一任务，最好由警察训练的人员担任——他们在国内有正当的身份和联系，而且最后他们是情报的“使用者”。另一方面，国外情报不应由警察来处理；而印度恰恰是由警察来处理的。就我所知，现在我们的制度仍然如此。军方是国外军事情报的主要“使用者”，正是他们应该使情报的获得与使用协调一致。
虽然国防三军首先有权要求由自己搜集情报，但是情报组织由于本身性质所决定，当然必须由文官控制：作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部门，主要处理军事问题，那么，只有具备军方知识的人，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不幸的是，在1962年，很少有部队或转业军官参与情报的搜集。现在的情况可能稍有好转，但是从整个态势看来，还没有完全达到与过去显著不同的程度。
当然，各军种也有自己的情报系统，但他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是属于另一不同的层次级别，他们只负责搜集“战术性的”或“直接接触”的情报，诸如前线巡逻的报告，空中拍照，信号的截取以及类似的来源。来自一个潜在的敌对国家的大量主要的情报必须从中央情报组织获得。只有它在海外设立机构，得以接触各友好国家的政府和在政治上、国际上接触各阶层人士的各种渠道。
我很遗憾地说，在1962年，我们的中央情报组织没有提供有用的情报；或者说，他们没有正确地解释情报。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出情报局常常告诉我们关于敌人的意图和兵力，同我们在前线接触中获得的情报，在估计上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经常在前线地区用自己的眼睛证实这种不同。但是，情报局长漠视我们第一手的报告——我不懂得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直到最后，情报局继续用他们的估计向我们进行灌输，他们说中国不会诉诸战争以坚持他们的要求。我们这些亲眼看到他们就在我们面前进行军事部署和战备的人，却不被人们相信。情报局十分肯定，中国的方法会继续是和平的——至少陆军总部及其下属机构继续这样告诉我们。情报局的所有这些保证都证明是错误的，因为1962年10月20日，我的部队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认识了这些错误。
在另一领域内，我看到，缺乏协调和程序繁琐，表现在各级指挥之间分配任务不当，以及拒绝接受最直接的有关人员在作战方面提出的建议。至少，就东北边境特区前线而言，在各级指挥之间，很不协调；或者，（我猜想）甚至在政府与军方集团之间也确实存在不协调。私人的仇恨，个人的弱点，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互相之间完全缺乏互相信任，以至出现荒谬可笑的局面，像希腊悲剧一样，导致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在本书的序言中，我这样说，似乎是言过其实；但是，读者在读完有关l962年9—10月克节朗河（南卡丘）前线战况的叙述之后，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
译者注：
①一般英文拼写达旺为Tawang。
②兼则马尼是中国的领土。
③印地语，意思是兄弟，指五十年代印度人民全国性的欢呼口号：中国印度是兄弟。
④达旺是六世达赖的出生地。
第二章 第四师在东北边境特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四步兵师在北非和地中海战场上，曾是一支身经百战的部队。在战后的许多年里，在旁遮普的大平原上，受过平原作战的训练；于1960年11月从旁遮普被调到提所浦尔。它奉命担任保卫孟加拉邦的喜马拉雅边疆和东北边境特区的任务，以防中国的侵略。它所负责保卫的边境，从东部的缅甸西藏印度三方交界处，延伸到西部的锡金，长约400英里（不丹除外）；负责的整个防区，约为35000平方英里。从阿萨姆平原到边境无路可通，因而前沿哨所的给养，常常不得不靠空投；因为，在地面上，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沿着羊肠小路步行，连驴子都不能通行。
“边境修路组织”——代号为土斯喀（Tusker）——建立了起来，指挥部设在提斯浦尔。开始在东北边境特区进行巨大的修路工程。第一期工程的一项任务是，在卡门边区要完成从提斯浦尔经过邦迪拉和色拉通到达旺长达200多英里的道路。这些山区的降雨量，每年从l00到150英寸，土质松散，容易塌方。在较低的高原上，大片地带是原始丛林密布。此外，一旦定出一条直线爬上高山地区，一般要穿过天然岩石沙粒的地面，这就使得修路工程更加困难。
我们缺乏各种类型的设备，除了一些西藏难民之外，当地没有劳工。然而，到1962年7月，载重3吨的车辆可以行驶到邦迪拉，离著名的“伏特山”即米萨马里北部的营地相伍70英里。过了邦迪拉70英里，只有载重一吨的军车可以跨过色拉山口行驶到让；从此起，只有吉普车可以穿过最后的16英里到达达旺。而这一段路，只有晴天才能通行。考虑到这样艰难的工作条件和其他各种困难，“边境修路组织”的成就的确是了不起的：如果不是缺乏设备，他们的成就一定会更大些。
由于交通困难，妨碍了第四步兵师的部署，使它不能成为紧密结合的一支部队，而是分散在各处。此外，第十一步兵旅（原驻大吉岭），为了讨伐那加（Naga）①的叛乱，已被调到曼尼普尔，并且归属于第二十三师了。第四师下辖的，大部分单位和他们的装备，都分散在提斯浦尔及其周围。部队要为自己建筑住房，这里可以提一下，第四步兵师以前在安巴拉时，已经用了两年时间为自己建造兵营。这种任务，既不为他们所喜爱，也不能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所以，这次交下来的建房杂务，情况决不会比过去好些。
修路计划逐步地进行下去，得到了空运的方便，开始把部队调进山区；自然是步兵优先，但是他们得到的弹药和装备受到严格的限制。这是一种自我欺骗的政策，因为后勤的支援，即使是根据和平时期的需要，也只能勉强维持；根本谈不上提供战时的给养。至于医疗条件，伤病员由山区送到提斯浦尔，要用几个星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供直升飞机；也只有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飞行，而这里的好天气是罕见的。大部分的供应给养，要靠空投；不论是私营的航空运输公司，还是印度空军，尽管他们勇敢努力，然而总是因为物资不能及时运到而误事。
回顾起来，我必须强调，用这种办法把部队运到东北边境特区的高地，只能作为政治上的行动；要作为军事行动的部署，则是另一回事。因为由空运维持部署在高原的驻军，即使在和平时期，这种临时安排也是花费昂贵的，不应作为军事行动计划的基础。然而，制定计划者常常忘记了这一点。在这些高地上，即使偶尔遇上天气好、允许自由飞行的时机，但是为了获得给养，需要包装、集中、拆包、分类、分配以及最后发到前沿部队，也都存在一系列问题；就是在和平时期，天气晴朗，而且在平坦的地面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在军事行动的条件下，在喜马拉雅高原，要完全依靠空中支援是办不到的。如果具备完全的空中优势，为了有限的军事行动，也只能够维持小股部队，如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制定一个整师部队完全依靠空中文援的作战计划。
1962年5月，当时，我奉命到第四步兵师接替大英雄转轮奖章获得者阿姆里克·辛格少将。我在去阿萨姆的途中，到新德里陆军总部作战处报到，并听取情况介绍。在这次简况介绍会上，没有提到中国方面的意图和兵力，却详细地谈了“昂卡尔行动计划”及其进展情况。“昂卡尔行动计划”是一个计划的密码代号，是要沿麦克马洪线从西部的兼则马尼到印度西藏缅甸三方交界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