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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是极端的困难——压低标准的定量供应；没有足够的冬季抵御刺骨的寒风；一个荒无人烟而又危险叵测的地带；只有最低限度的一点点医疗设备；而且远在千里之外，长期不能与家人亲友相聚。但他们仍然经常是偷快的、积极的并且次心在逆境中尽力而为。有这样一些朋友为我服务，我感到很幸运和欣慰。
我可以在此提一句，我的后方指挥部的军官们，常常到前线去视察，以便直接提供帮助；这同军区或军部的高级军官们形成了明显的对照，他们最喜欢坚持他们那些不符合实际的要求，并向远在战地的人们索取报告。
我的高级作战参谋（一号参谋）曼诺哈尔·辛格中校打断了我的休息时间，交给我一份军部来的电报，这就是把我从吉米塘“召回”的原因。电报是前晚从提斯捕尔发来的。我逐字引述于下（但是避免了军用缩写字）：
继续我们172020的02120①，在章勒地区要执行以下部署。甲从10月6日起，派一个连占领章勒并增援现在驻地的部队。乙命令一个连到第五号桥，参看我们上面所引电报，现将全部布置在第五号桥北岸地区。任务（1）加强巡逻以控制第五号桥与章勒阵地之间的地区。（2）如可能，作如此布置，与章勒连队处于互相火力支援的距离以内。（3）肃清第五号桥与章勒之间的敌人入侵。丙立即增派一个加强连（第三连）掩护第五号桥的南岸。该连先带三天干粮。如果没有轻工兵，动用一个排的兵力帮助该连背运给养。答复收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军部非但不批准我从克节朗河疏散部队，现在反倒拿士兵当儿戏，像走棋子一样把我的连和排推向前进。提斯浦尔命令我集结差不多一个营的兵力到从最远的“前哨基地”，那是一块无关紧要的地区，离开我们的基地有四天的路程，位于有争议的领土内，而且受到中国占有高地的控制。我无法保证那个前哨基地的给养，除了士兵携带能够作战半个小时的袋装弹药以外，我是无法接济他们弹药的。这简直是发疯。我决定不执行这些指示，除非考尔将军直接给我下命令。
我向军部打电话，但我只能叫到一个中校接电话（他的姓名已忘记了）。他不能够（不愿意）告诉我军长在何处；也不能找参议长卡·卡·辛格准将来按电话。他通知我，找不到任何一位高级军官。我说好啦，在我未能与高级军官通话以前，我拒绝按电示行动，我就这样结束了对话。
我回到办公室，情绪很坏。坦率地说，比吉·考尔发来这样一份无益的、不得要领的命令，使我惊异。他曾看过地形，他知道章勒离扯冬有四天的路程，而且与第七旅的作战阵地无法配合；即使作为一个和平时期的哨所，在那些条件下，也是毫无办法维持的。怎么能够把500人的部队部署到那里？一个排（在正常情况下是30人），怎么能够给他们搬运维持8天一个周期的给养？军部难道没有人具有一点最起码的后勤工作的常识吗？
在一小时之内，第二个电报随即发来了。这一次在时间次序和安全保密两个方面分别升级为“火速”与“绝密”。
第一“从军长到第四步兵师总指挥。如果对防守章勒不遵照所颁发的命令，参符本部所发172020的02120和182150的02l30电报，那么不执行和不贯彻这些命令的军官将予撤职”。第二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守住章勒。遵照命令着手建立章勒的防务。复电告知收到。
读了第二个电报，此刻我才认清，写这些电报的主使者不是考尔将浑，而是森将军。我认出他那大声威吓的口气。第二电中的威胁性质，第一电中指明向我和我的一号参谋官所发出的不切实际、不符合战术的指示——都带有森的一贯作风的气味，这些我们早就领教了。考尔一定是为了某种原因不在提斯浦尔，在他缺席期间，军区司令接管了军部。不论是什么情况，我决定不遵从这些命令。如果森要撤我的职，就听他的便。
我打电话给达尔维。如前所述，我不愿意过早地告诉他关于10月17日“上级司令部”的决定——命令克节朗河—线的第七旅仍留原处，这只能增加他的忧虑。我曾指望上边有人——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任何人——能及时理解克节朗河的部署，在战术上既不是可以防守的阵地，在给养上又不是能够维持供应的战线。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命令坚持不变。我必须说，对此、我主要责怪比吉——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在亲自侦察和从我手中得到给养储备的统计数字、掌握实际情况之后，应该坚持把部队撤回来。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我得知）在新德里的会议上，比吉向总理提出了三种可拱选择的方案：第一，向中国人发动进攻；第二，推迟进攻，但要坚守克节朗河的阵地；第三，撤退到后面的高地。这样摆出三种方案，显然意味着这三种行动方针都是可行的。政府、尼赫鲁或者梅农，或者任何人势必选择中间路线，折衷办法。对我来说，这是一粒要吞下的苦药丸——是被我自己的军长以及我们所有的上级拆了台。现在最苦的药丸是我不得不把这一切困难转交我的下级——约翰·达尔维。
正如我所预料，我一同达尔维通上电话，他就开始列举他的一切苦处——他的指挥部的许多问题，后勤供应的无数困难，迫在眉睫的中国进攻。这一切我全知道。我也晓得，要求第七旅从那注定要失败的河岸线打出去是多么的不合情理；因为在那河岸线上，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抵抗中国的攻击。但是我毫无办法减轻他的负担。我曾堆备抗拒命令不再派部队前进；如果我认为是精明的话，我也能够主动地重新安排我的部队。但这是不能由我选择的，我不能违反命令放弃一条防线：那将是严重的玩忽职守。所以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达尔维坚决，并且保证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论他的处境如何，他必须坚持战斗——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即使这意味着一定打败仗。我尽可能温和而又坚定地把这些传达给他——并且挂上了电话。
从那以后，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我不提出辞职，而宁可被迫把自己的部队置于如此无望的危境之中。事实上，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曾想过辞职，倒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在那以前的几天：当时情况在我看来是明显了，我基于敌我双方后勒情况的事实提出的建议被驳回了，而德里虚假的政治姿态却受到赞同支持，看来陆军最高当局不愿意或者无力加以抑制了。后来我抛弃了辞职的想法，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危机的时候，战场上的指挥官是不应当辞职或是丢下他们的部队和岗位的；只有在和平地区或是在参谋机构，如果指挥官认为给他们的命令显然是不合理而且可能导致灾难，从道义上说，他们有自由辞职。第二，我深信，我若辞职，对于提斯浦尔和德里的妄图虚张声势，也起不到抑制的作用——的确它可能对我们的部队更为有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不是“辞退”类型的人；我宁愿继续反对我所不同意的政策，也不退却溜掉。
我召集师部现有人员开了一个短会，然后提前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那是一个严寒的夜晚，我很久不能入睡，因为过去几周的事件继续在我的脑中萦回。到那时，我已深信中国即将发动攻击，可能就在次日上午。一切迹象都指向这一发展趋势。回想起来，真痛心，正是我们自己的政策，提供了敌人所需要的一切挑衅，至少在克节朗河前线是如此。
我回想比吉所说，关于10月11日在德里举行的会议，总理和国防部长出席了，参加会议的有全体陆军高级军官和外交部与国防部的秘书们。在比吉作了汇报以后，唯一应该讨论的问题，是现在应如何使第七旅从它的河岸线暴露的阵地上解脱出来，并且在战术上适当的地点建立阵地。事实不是这样，总理选择了折衷的路线——而这是军长绝不应当向他提供的路线。在与会的军界高级官员中或是其它各界的官员们，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勇气或聪明才智，对于这一致命的决定提出疑问。
至于把部队调到章勒，“使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是要由森负责的一件危险的蠢事。他亲自下令占据章勒，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