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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政治和经济是互相作用的，当然，经济决定政治的走向，政治对经济也有它的反作用。问题在于我们两个人对于所谓“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含义怎么理解，那是另一回事。第20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3）
康比德：你刚才也提到，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曾经共同确立了一个目标，就是美中之间要朝着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前进。但是有人认为，目前两国距离这种关系实际上还很远。那么，除了世贸组织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美国会采取某种做法，使我们这种所谓的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以实现。
朱镕基：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仍然而且始终恪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要致力于建立的这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我们始终认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更不是美国的敌人，而是美国可靠的朋友。我们致力于建立这样一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并不等于我们会赞成美国的每一项对外政策或者对内政策，反之亦然。我想即使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也不见得都同意美国的每一项政策和每一个行动。
康比德：鉴于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如果请你评判美国在发挥其独特作用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你给美国打几分？
朱镕基：美国确确实实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国。但是，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一个超级大国不是很容易，也不是没有危险的；并且，没有一个超级大国能永远成为超级大国。因此我觉得，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应该好自为之。它对待别人的态度，应该像它所宣传的那样，要讲民主，要讲自由，要讲平等。
康比德：你是不是说，美国做得还不够，还有待于提高？
朱镕基：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做得都很够，做得都很好。
康比德：在涉及一个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好像是有争议的关于亚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上，为什么中国认为这个防御性的导弹系统会对中国产生威胁？
朱镕基：我们认为，建立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与现行的国际《反弹道导弹条约》是相抵触的，发展这种系统不会有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反对的是把中国台湾地区纳入这种TMD，这是对中国的主权和内政的干涉，也违反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两国元首的联合声明。
康比德：那么，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纯粹是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吗？
朱镕基：我刚才讲的话不知你听清楚了没有，我是分两部分讲的。一部分是我对TMD的评论，它是不符合关于导弹的国际协定的，不利于世界和平。这是我的评论。第二部分是，我们中国反对把台湾地区纳入TMD。
康比德：我还想问几个问题。问了这几个问题呢，我想等你到了美国的时候，美国人民可能会对你有更多的了解。现在人们经常把你叫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叫做一个改革家，或者说你是一个温和派，也许这些称谓过于简单了，那么你对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
朱镕基：我只能说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同时又是中国总理。
康比德：好像你有段时间是被划为了“右派”，而且很显然，因此你大概是受了将近20年苦。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告诉一下美国的人民，这段时间里你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你认为这一段经历对当今的中国政府将会发挥什么样的影响？
朱镕基：我现在不想、不愿意，也没有必要再讲我那段不愉快的经历。
康比德：我已经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只是想再试一次，希望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
朱镕基：我可以再补充一句：那段时间对于我虽然是一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对我也是有益的经历，使我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接触了更广阔的层面，社会的层面。至于今天说起来，我们党和政府已经充分地吸取了那个教训。
康比德：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那段经历使你变得更能容忍不同的观点，而且使你的观点也变得多样化了？
朱镕基：也许是这样的。
康比德：美国人一想到中国，一个主要的印象，或者说，人们对于中国最近半个世纪的持久印象，反映在一张照片上，就是一个年轻人在1989年那场事件中站在坦克前的那张照片。回想起来，你对于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他是勇敢，还是愚蠢，还是被误导了？第21节：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康比德夫妇采访（4）
朱镕基：这张照片当初经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电影和电视上出现，最近好像不大看见了。但是还有另外一张照片，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就是越南的一个小女孩，光着身子，在受到美国飞机轰炸的路上跑。那个女孩现在还在美国。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们再发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同的，大家也得想一想。对那个面对着坦克的人，坦克并没有轧过去，而是在避开他。大家有没有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康比德：好像你在过去曾经几次谈到，现在对于中国的情况你得不到非常准确的统计数字，你表示出了某种程度上的苦恼。中国经济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对政府制定政策有什么影响？
朱镕基：问题起源于中国去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7。8％，在东南亚许多国家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许多人怀疑这个数字的准确性。我对这个数字的看法，我已经都说过了。老实说，这里面肯定有水分，但这种水分并不是去年才有的，而且去年的水分也并不是更多。因为我们更加注意核实这个数字的准确性，而且三令五申，不许弄虚作假。这样的水分不但没有以前多，而且比以前更少了，因为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这套统计制度最初是在50年代初期从苏联学来的，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按照美国和国际统计的惯例做了修改。现在我们有差不多半个世纪的统计工作经验了。我认为，不能说这些数字都不准确，或者都是水分，那也不公平。现在恐怕有几百万人在从事统计工作，不过，我也不能够说它们很准确。公平地讲，我们对工业企业的统计还是比较准确的，而对于农村的一些统计，实在是太宽泛了，不可能统计得那么准确，但是每年的统计数字是具有可比性的。
康比德：我记得在1993年同你见面的时候，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25％，而且经济增长好像十二三年连续地超过了10％。当时你的艰巨任务就是要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很多人都怀疑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来，非常明显，你取得了成功。那么，你现在面临的挑战却是如何使中国的经济保持一个令人满意的增长速度，比如说是以7％或者8％这种使人满意的速度来增长。你认为这两种挑战，到底哪一个更加巨大？
朱镕基：我想，1993年我面临的困难是通货膨胀，而我现在面临的困难是通货紧缩，是物价不断地下跌。从中国人几个世纪的经验来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通货膨胀。中国还没有经历过通货紧缩。现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通货紧缩对他们有什么危险，我们少数人看到了这种危险。因此，我的任务要比治理通货膨胀轻松得多，因为老百姓现在不需要担心通货膨胀，他们很安心。
康比德：通货紧缩可能带来的危险到底有多大呢？
朱镕基：现在老百姓都把他们的钱存在银行里。现在的储蓄率不知是40％还是50％，我也搞不清楚，但是银行这个钱贷不出去，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来贷款。因此，发展速度就有下降的危险。而且，产品的供过于求、物价的下降使得企业的经营变得很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刺激消费需求方面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拉动生产的发展。
我还要讲一句，很多外国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去年由于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水灾的影响，中国的各项改革没有按照预定的目标进行，步伐已经大大地放慢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本届政府所计划的一切改革，在去年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都在按计划进行，而且超过了预期目标。我没有时间再详细地介绍这个问题了，也许我们能在美国再见吧。
康比德：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是否能够考虑让我们在中国也发行《亚洲华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