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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点点头，她离开了餐厅。他为这个女孩感到难过，但是他来华盛顿可没安着什么好心，没必要为此包上糖衣。吃完晚餐后，他仔细翻看了沃尔特收藏的数量丰富的图书，以及数目更为庞大的激光唱片和密纹唱片，然后上楼回到乔伊的房间。他想做那个走进帕蒂所在房间的人，而不是那个在房间里等着她走进来的人。做等待的那个人未免过于软弱；不是卡茨的风格。尽管他通常都不戴耳塞，因为它们会将他的耳鸣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交响乐，但是现在，他塞住耳朵，这样就不会躺在床上，可怜巴巴地听着外面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了。
第二天一早，他在房间里磨蹭到快九点才从后楼梯走下来，去找早餐吃。厨房里空空的，不过有人，可能是杰西卡，煮好了咖啡，切了水果，摆出了松饼。淅淅沥沥的春雨飘落在小小的后院，淋湿了那里的水仙花、长寿花和紧邻的联排住宅的肩墙。听到大楼前部传来说话的声音，卡茨端着咖啡，拿着松饼，沿走道晃悠了过去，看到沃尔特、杰西卡和拉丽莎正在会议室里等他，三人都已梳洗停当，皮肤爽洁，头发还未干透。
“好了，你来了，”沃尔特说，“我们可以开始了。”
“没想到这么早就开会。”
“九点了，”沃尔特说，“今天是我们的工作日。”
他和拉丽莎肩并肩地坐在靠近大桌中部的位置。杰西卡坐在离他们最远的一角，双臂抱在胸前，流露出浓浓的怀疑和戒备。卡茨在他们对面坐了下来。
“睡得好吗？”沃尔特问道。
“睡得挺好。帕蒂呢？”
沃尔特耸耸肩，“她不来开会，如果你想问的是这个。”
“我们是真的要努力做些事，”拉丽莎说，“而不是花上一整天时间去嘲弄成就任何一件事是多么的不可能。”
呼！
杰西卡的目光从一个人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观察着。仔细看，沃尔特眼睛下方的黑眼圈非常明显，放在桌上的手指在做着介于颤抖和轻击之间的动作。拉丽莎看上去也有些憔悴，脸色发青，透出黑皮肤人的那种苍白。观察着他们两个身体间的互动和他们那刻意朝向不同方向的坐姿，卡茨怀疑化学作用是否已经促成了这对。他们看上去郁闷而内疚，就像情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迫表现出的那样。或者，恰恰相反，就像还没有达成一致，正在闹别扭的一对。究竟属于哪种，还需要仔细观察。
“那么我们就从问题开始讨论，”沃尔特说，“问题就在于，没人有胆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对人口过剩问题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题令人沮丧。因为它听上去像是过时的新闻。因为，就像全球变暖一样，它造成的恶果还没到无可辩驳的程度。因为如果我们试着让穷人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不要生那么多孩子，我们听上去会像是一群精英主义论者。孩子的多少与家庭的经济状况呈反比变化，女孩生头胎的年龄也一样，从量的角度来看，二者具有同等的破坏性。只要让初次做妈妈的女孩的平均年龄从十八岁翻到三十五岁，你就能够使人口增速减半。这也是老鼠的繁殖速度大大高于豹的原因之一，因为老鼠性成熟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豹。”
“当然，这个类比本身就存在问题。”卡茨说。
“完全正确，”沃尔特说，“还是精英主义论这个老问题。和老鼠或兔子相比，豹是一种更‘高等’的动物。所以这就是问题的另一部分：当我们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穷人的高出生率和生育头胎的低龄化时，我们将他们变成了啮齿类动物。”
“我认为那个香烟类比是比较恰当的，”坐在桌子一头的杰西卡说，显然，她读了颇为昂贵的大学，并且学会了如何在讨论中发表意见，“有钱人可以用左洛复和阿普唑仑，所以当你对香烟还有酒征税时，穷人受的打击最大。你把便宜的毒品变得更加昂贵了。”
“没错，”沃尔特说，“说得好。这点也适用于宗教，对缺乏经济机遇的人而言，宗教是他们的另一种烈性毒品。如果我们试着从指责宗教这个我们真正的敌人入手，我们其实就是在指责经济上受压迫的人。”
“还有枪，”杰西卡说，“打猎也是一种非常低端的行为。”
“哈，跟黑文先生这样说吧，”拉丽莎说道，带着她那清脆欢快的口音，“跟迪克·切尼这样说吧。”
“不，事实上，杰西卡说得有道理。”沃尔特说。
拉丽莎转向他。“是吗？我看不出来。打猎和人口有什么关系？”
杰西卡不耐烦地翻了翻眼睛。
这将会是漫长的一天，卡茨心想。
“一切都围绕着同样的问题，即个人自由的问题，”沃尔特说，“来这个国家的人，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自由。而如果你没有钱，你就会愈发愤怒地紧抓住你的自由不放。就算抽烟会杀死你，就算你喂不饱你的孩子，就算你的孩子会被疯子们用突击步枪射倒。你可以是个穷人，但有一样东西任何人都无法从你手上夺走，那就是你拥有想怎么糟践你的生活就怎么糟践的自由。这是比尔·克林顿弄明白的一个道理——我们无法靠反对个人自由来赢得选举。尤其是不能反对使用枪支的自由。”
拉丽莎没有在生闷气，而是点点头，表现出顺从的赞同态度，这使局面更加清晰了。她仍然在乞求，而沃尔特仍然在拒绝。当他有机会讲抽象道理的时候，他就显得得心应手，仿佛身处他个人的堡垒之中。在麦卡莱斯特学院里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今天的他也丝毫没有改变。
“可是，真正的问题，”卡茨说，“出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上，不是吗？除非你是在讨论将繁殖非法化，否则你的问题就不是公民自由。你无法在人口过剩这个问题上得到文化上的支撑，真正的原因在于，讨论少生孩子就意味着讨论限制增长。对吧？而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中，增长可不是什么枝节问题。它是整个意识形态的精华所在。对吧？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中，你必须将诸如环境这样的因素排除在方程式以外。你过去很喜欢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客观性’？”
“没错，是这个词。”沃尔特说。
“照我看，这方面的理论从我们上学起就没有多大改变。其实也就是没有任何理论。对吧？在资本主义范畴内，我们无法讨论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资本的无休止增长。如果你希望你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媒体中得到传播，在资本主义文化中获得交流，讨论人口过剩就没有任何意义。完全就是胡扯。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就该到此为止了，”杰西卡干巴巴地说，“因为我们无能为力。”
“我并没有制造出这个问题，”卡茨说，“我只是在指出它。”
“我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拉丽莎说，“但我们是个注重实干的组织。我们并没有意图推翻整个体系，我们只是想缓和矛盾。我们希望能赶在一切都来不及之前，使文化领域关于人口过剩的讨论赶上人口危机发展的速度。我们想在人口方面做的事情和戈尔正在气候变化方面做的事情一样。我们有一百万美元的现金，所以我们可以立刻采取一些非常可行的措施。”
“其实我对推翻整个体系没有任何意见，”卡茨说，“你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算我一份。”
“这个国家的体系无法被全盘推翻，”沃尔特说，“原因就在于自由。欧洲的自由市场经济会被社会主义经济调和，是因为欧洲人没有那么紧抓着他们的个人自由不放。他们的人口增长率也比较低，收入水平却和我们差不多。从根上说，欧洲人在各方面都更加理性。而在这个国家，关于权利的讨论是不理性的。它建立在情感层面和阶级仇恨的层面上，这就是为什么右翼人士会如此充分地去利用它。也是为什么我想回到杰西卡说过的香烟类比。”
杰西卡打了个手势，似乎在说：谢谢！
走道里传来有人走动的声响，帕蒂，穿着高跟鞋的帕蒂正在厨房里转悠。卡茨本想抽支烟，但他却拿过沃尔特的空咖啡杯，为自己准备了一撮口嚼烟草。
“积极的社会变化总是自上而下发生作用的，”沃尔特说，“卫生局局长发表报告，受过教育的人阅读报告，而聪明的孩子们开始意识到抽烟是愚蠢的，并不酷，然后全国的抽烟人数下降了。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听说了这事，大学生们在华盛顿游行，并坐车赶赴南方，突然间，一场全国性的民权运动就爆发了。我们目前处在这样一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