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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还有变化和加深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实现的过程又是多么缓慢。当帕蒂从孩子们口中听说了他在西弗吉尼亚作的那番疯狂演讲，她彻底绝望了。看来沃尔特似乎只需要摆脱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人。他们的旧理论——他爱她、需要她的程度深过她爱他、需要他的程度——正好说反了。而现在她失去了她一生的挚爱。
之后传来了拉丽莎身亡的可怕消息，帕蒂一时间感慨万千：一方面为沃尔特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地同情他；一方面为自己曾多次希望拉丽莎死掉而愧疚不已；同时突然害怕起自己的死亡；而希望沃尔特或许现在会让她回去的自私念头一闪而过，然后极度后悔来了理查德这里，因而确信沃尔特永远也不会让她回去了。只要拉丽莎活着，沃尔特就还有可能会厌倦她，但是一旦她不在了，帕蒂就彻彻底底没有了机会。她向来讨厌那个女孩，对此也从不讳言，所以她现在没有权利去安慰沃尔特。她知道，如果她利用这样一个悲伤的机会，试图拱回他的生活当中，那只会让她看上去可怕之极。她努力了好多天，想写一封与他的悲痛相匹配的吊唁信，但是位于他感情之纯粹和她感情之不够纯粹之间的那道鸿沟终究无法逾越。最后她所能想出的最佳做法，是通过杰西卡传达她的慰问，并希望沃尔特相信，她确实渴望安慰他，也希望他能够明白，既然都没有发来任何形式的吊唁，那么她也就永远无法和他沟通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从她这方面而言，便有了这六年的沉默。
自述人多希望她能够汇报说，一听到拉丽莎去世的消息，她就离开了理查德，但事实是她又停留了三个月。（不会有人误认为她是一个有决心、有尊严的人。）首先，她知道要过很久，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她真正喜欢的人再次想要和她上床。其次，由于她失去了沃尔特，理查德正在以他那种坚定却不能令人信服的方式尽全力做个好男人。她没有非常爱理查德，但她确实为他这种努力而多少爱着他（尽管，即使在这点上，请注意，她其实爱的还是沃尔特，因为是沃尔特将这个做个好男人的想法放进了理查德的脑袋）。他像个丈夫那样坐下来吃她为他做的饭，强迫自己留在家里陪她看录像，承受她经常性的剧烈情绪波动，但是，她的到来恰与他再次苏醒的音乐创作渴望不期而遇，她对这当中的不便始终心知肚明——他需要整晚和乐队伙伴们待在外面，或者单独待在他的卧室，又或者出现在其他无数女人的卧室里——而尽管在抽象的意义上，她尊重他的这些需要，但她也无法控制地有她自己的需要，比如不在他身上闻到其他女人味道的需要。为了逃避这一切并挣些钱，她晚上去酒吧当女侍，调制的恰好是那些她一度嘲笑过的咖啡饮品。在家里，她非常努力地表现得随和而有趣，不讨人厌，但是没多久，她的处境就变得苦不堪言。关于这些事，自述人所说的恐怕早已远远超过她的读者所愿意听到的，因此她不打算向他讲述那一幕幕交织着琐碎的忌妒、相互的指责和被说破的失望的场景，那些让她和理查德最终不欢而散的场景。这让自述人想起她的祖国从越南撤离时的情形，最终，我们的越南朋友被从使馆房顶上扔下去，被从正在起飞的直升机上推下去，被抛下等待着残杀或野蛮监禁的命运。不过关于理查德，她要说的确实就只有这么多了，除了在这份文稿接近尾声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他的消息。
在过去的五年里，帕蒂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家私立学校当教师助理，帮助一年级学生掌握语言技能，并兼任初中部垒球和篮球教练。她是怎样做起了这份待遇很差但除此之外几近完美的工作，详情如下。
离开理查德后，她搬去威斯康辛，和她的朋友凯茜住在了一起，凑巧的是，凯茜的伴侣唐娜两年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凯茜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唐娜则在一家妇女庇护所工作，两人合在一起才能挣到一份像样的收入，而总共拥有的睡眠时间也只够一个人好好休息。于是帕蒂主动提出做全职保姆，并且立刻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们的名字是娜塔莎和塞莱娜，是两个优秀、出众的女孩。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的举止——就连她们的尖叫，当她们觉得迫不得已要尖叫时，也是在经过了些许理智思考之后才发出的。当然，两个女孩主要感兴趣的对象就是对方，她们总是在互相观察、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比较各自的玩具或者晚饭，兴致勃勃但少有竞争或忌妒；她们似乎有着一种共享的聪明。当帕蒂和其中一个说话时，另一个也会聆听，带着一种尊重的神情，毫不胆怯。两岁大的孩子需要时刻不离的照看，但是帕蒂真的从来也不感到厌倦。事实是——想起这一点，她感觉好了一些——她善于和小孩子相处却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孩子们获取运动技能、形成语言能力、参加社交、人格得到发展，这一系列奇迹般的变化都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有时候，双胞胎一天一个样，进步清晰可见，她们对自己有多好玩丝毫不觉，对自己的需要却清清楚楚，对她这个保姆更是全然信任，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自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表达她的快乐，但是她看得出，关于她自己想要当妈妈的愿望，是她之前没有弄错的一件事。
如果不是她父亲病倒了，她或许会在威斯康辛停留更长更长时间。她的读者一定也听说了雷的癌症，突如其来、扩散迅速。凯茜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催促帕蒂赶在来不及之前回她韦斯特切斯特的家。帕蒂带着满心的害怕和担忧回去了，发现和她上一次踏进那里相比，她童年时代的家并没有多大变化。过期的竞选用品一箱箱地堆得更多了，地下室霉得更严重了，雷小塔般的《时报》推荐读物摞得更高、更摇摇欲坠了，乔伊斯那个从未尝试过的《时报》饮食版食谱活页夹变得更厚了，一沓沓没有读过的《时报》周日杂志变得更黄了，可循环利用物储物箱更加满溢了，乔伊斯想要成为花卉栽培爱好者的努力成果更加令人心酸地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了，她的世界观中那条件反射式的自由主义变得和现实世界更加格格不入了，她在大女儿面前的不自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雷从嘲讽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如今蔑视和嘲笑的主题是那迫近他的死亡。和其他一切不同，他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他变得消瘦羸弱，眼窝凹陷，面色苍白。帕蒂刚回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要去事务所工作几个小时，但这种状况只再持续了一个星期。看到他病得这么重，她痛恨自己长期以来对他的冷淡，痛恨自己孩子气地拒绝和解。
当然，并不是说雷就不再是雷了。每次帕蒂拥抱他时，他都会很快地拍拍她，然后抽走胳膊，让它们在空气中挥动，就好像他既不能回应女儿的拥抱又不好把她推开。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他四处寻找其他可供嘲笑的话题——阿比盖尔的“表演艺术家”这一职业，他儿媳的宗教狂热（这点后文有更多描述），他妻子对纽约州政府这个“笑话”的参与，他在《时报》上读到的关于沃尔特的职业遭遇。“看起来你丈夫和一伙骗子搞到一起了，”某天他说，“好像他本人也多少是个骗子。”
“他不是骗子，”帕蒂说，“显然不是。”
“尼克松也这样说过。我记得他那篇演说，就像昨天才听过一样。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说他不是骗子。那个词，‘骗子’，我忍不住想笑。‘我不是骗子。’这也太好笑了吧？”
“我没有看那篇关于沃尔特的报道，但是乔伊说他们说得根本不公平。”
“那么，乔伊是你那个信仰共和主义的孩子，对吗？”
“他确实比我们保守些。”
“阿比盖尔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她的公寓住过之后，她不得不烧掉她的床单。显然，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椅子上、沙发上也一样。”
“雷，雷，我不想听这个！请试着记住，我可不是阿比盖尔。”
“哈。读到那篇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晚上，沃尔特对他的罗马俱乐部是那么的上心。他一直多少是个怪人。我向来都有这种印象。而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不是吗？”
“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开了？”
“是的，是有这个原因。但我想的是，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或许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