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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
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
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
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
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
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
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
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
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
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
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
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
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
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
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
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
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
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
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
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
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
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
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
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
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
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
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