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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一九五五年，江青就对毛泽东说：“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显著减少，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的。”
毛泽东对此将信将疑。他对江青说：“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改变，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泽东的案头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泽东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
毛泽东沉思地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这是肯定的。国际的反苏势力和我们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要遥相呼应，制造一些事端。这点我们可要早作准备。”江青说道：“这种政治气候对我们有所不利哪。”
毛泽东说：“我们国内也有反对派，也会利用苏共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的报告作文章的，这是肯定的。依我看，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间，教条主义者否认中国的特点，照抄苏联的某些经验，曾经使我国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的失败。这个失败深刻地教训了我们党，我们的党在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一九四五年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彻底地清算了这条为害严重的教条主义路线，团结了全党同志，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在内，发展了人民的力量，从而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如果不是这样做，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克服了教条主义的路线，我们党在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比较地少犯错误。”
“依我看，斯大林的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宜在自己的国家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江青说：“起码这个人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政治品德不好，要是在中国，他也是个高岗式的人物。像这样发展下去，中国保不住也会出现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那么一来，你就是斯大林了。不用到你百年之后，现在就可能会有秘密报告一类的东西。”
这话说到毛泽东的心里去了。说心里话，从赫鲁晓夫一上台，毛泽东就对这个人的印象不是太好的。虽然他头顶的脑袋亮光光的，白衬衣外面的西服也很整洁，说话、办事显得非常精神和果断，但是他在毛泽东面前，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气，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忍受的。江青这番危言深深地刺激了他。他不能不有所准备了。
苏共二十大开过不到三个月，毛泽东在同苏共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话时，就很直截了当地说：“在斯大林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有一定的分歧。我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对斯大林的一生，要作具体的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总的来说，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斯基分子、季诺维耶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所有这些，我们希望苏共同志们能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情。”
江青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你讲得太好了，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当头一炮。在全世界都在拥护斯大林的时候，我们也说一些赞扬的话，这不足为奇，也不算先见之明。但是，当苏共和全世界的反动派都来攻击斯大林的时候，你出来替斯大林说公道话，这就是伟大之处。”所有这些，江青的态度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这些话，如果是刘少奇或者邓小平讲，效果会更好一些。”江青说。
毛泽东冷笑一声：“他们？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反对个人迷信。他们热衷于什么集体领导，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集体领导似的，这就是苏共二十大在中国带来的副作用。”
“刘少奇这个时候，不再提倡你的思想为指导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我这根拐杖可以丢掉了。就像赫鲁晓夫丢掉斯大林一样。不过，也可能他和他们不一样，还是再看看吧。中国的问题已经够复杂了，我们的面前有许多的困难和许多的敌人，这要一个一个地来解决。”
“是这样的，不能到处出击。”
毛泽东在接见苏联大使的时候，再一次地说：“苏联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纠正错误的斗争，当然不会从西方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民主党方面得到支持。他们为了乘机抹煞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抹煞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过去时期的巨大成就，为了乘机在共产主义队伍中制造混乱和分裂，硬把对于斯大林错误的纠正叫做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叫作‘反斯大林分子’对于‘斯大林分子’的斗争。他们的恶意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不幸，在某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也在那里传播着类似的说法。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者采取这种态度是极其有害的。”
大使耸耸肩膀，表示遗憾地说：“对此我无能为力。”
“我只希望你如实转告赫鲁晓夫等领导同志，我毛泽东就是这种态度。只有采取客观的分析态度，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批判他们错误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其他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这种犯有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江青认为，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这样对待她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就是犯了同样的这种错误。
她在和专案组头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说：“我要见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请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毛主席早就说过：反共的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话是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讲的。让他们看一看，也许会震动他们一下的。”
说完，江青大笑起来，却是一种干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事情并没有按照江青预料的那种局势所发展，江青渐渐地沉不住气了。这时，她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政权作保证，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党内的各种反对势力，是由于他手中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然后才能够把他的智慧和权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出了无数的有声有色的话剧来。
一九五七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也说：“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并没有得到很及时的贯彻。
江青把这些表现，作为一种敌情动态报告给毛泽东参考。
“主席，党内的这些动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