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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骗人！”
回到监押地，江青的情绪还是平静不下来。医生例行检查她的血压时，血压已经上升到二百一十至一百一十。当监管人员过来看她时，她狠狠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丑剧。他们就是怕我讲话。王洪文是个胆小鬼。为了他的利益，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讲。王海容和唐闻生活像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下去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他们都是一窝鬼。我知道你会向他们汇报的。好和他们商量下一次怎么对付我，我是不怕的。我早就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去，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知道，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出庭前都减少用水了。”
“审讯时，你可以上厕所呀。”
江青突然笑了：“那么多的人，老是上厕所恐怕不礼貌吧。”
“你既然还讲礼貌，那么法庭上问你长沙告状的事情，你总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是干什么呢？这总不好吧。”
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复杂呀，这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呀！我想好好跟他们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不让我讲。”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提出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法庭调查后，有你陈述和辩护的机会。你还是有时间讲话的。”
江青现出惊讶的神色：“今后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呀？这样太麻烦了，还得再弄一遍。我是要好好地准备准备，我不能由这几个人胡说八道，我要讲我的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青说这话自有她自己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从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这个情况谁也不告，也不请医生来看。作为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外，其他人都不清楚。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就严惩谁！”毛泽东治病和检查，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三个最有经验和有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会诊。检查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这种病，学术上叫作‘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治这种病，按照常例，患病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医疗的医生之一李志绥把这个诊断讲出来后，江青拍案而起：“这是胡说，这是别有用心。谁要是再这样散布这种谣言，别怪我不客气。李志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话主席从来不听。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二分之一。”
但是，周恩来对科学是很相信的。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分别和几个医生谈话，了解情况。
在他和李志绥谈话时，周恩来反复强调：“一定要想办法给主席治好病，要不惜一切力量。”
“这种病。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李志绥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叶剑英叫医生们带上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眼球模型，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江青知道后，更为生气了：“怎么说风就是雨，消息传到叶剑英、邓小平那里去了。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头脑都没有，有人听到这些消息，不高兴得要死才有鬼呢。有人巴不得主席马上死了才好呢。你们不懂政治。唉，气死我了。”
张春桥提醒她：“这事是保不住的，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现在是需要我们早作一些准备的问题。据一些同志的报告，总理、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叶剑英，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谁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问题？古往今来，凡是最高领袖面临关键的时候，中央最高层都要出问题的。”
他说话的时候，咬文嚼字，在一些敏感的词句上字斟句酌，说得很含蓄。
江青忧心忡忡，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希望医生诊断不是真的，是一种误断：“主席的身体好好的，你看红光满面，怎么会是那么一种病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在捣鬼。”
“江青同志，我也和那几个医生谈过话，看起来他们的诊断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待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是要冷静，二是要有分析。这个分析是多种情况的分析。一旦事情的情况是真实的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那几个老右，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和主席闹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