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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总也算得上是一个奇人吧。
她总算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半夜里的大风呼叫着，发出令人恐怖的怪声。天气冷得出奇，连高墙外面的枯树，也冻得哆嗦着发出呻吟。江青醒来后，又有感想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翻了几次《起诉书》，好像没有把她和陶铸的斗争列入进所谓的罪状里。其实，她和陶铸的斗争可算得上她的一个独特的“功勋”。“看来，陶铸这个两面派，名声也不是太香呀。”她又想入非非了。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科委系统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和陈伯达、康生等人到后，发现陶铸、聂荣臻等人没有来。江青说：“怎么不通知他们？让他们也来！”临时接到通知的陶铸和聂荣臻赶到后，很不满意。陶铸说：“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下？老搞得我这么被动？”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咋呼什么？革命群众随叫随到，你懂吗？你发火就要造你的反，要打倒你。”参加会议的人们一下子都注意到了他们。陶铸下不了台了，就咕嚷了一句：“打倒就打倒，我怕什么！无非是让我回家种地去罢了。”
“哼，那倒便宜你了。”江青气呼呼地说。
会后，江青指示一些人说：“你们要注意陶铸的问题，这个人可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他的历史也很复杂，我就不相信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斗不倒他。你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到中央来的表现。”
于是，一份材料出来了：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刘、邓把他们的亲信陶铸从中南局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带来大批干部安插在各文教系统。两天后，他进入中宣部，立刻包庇周扬、陆定一和许立群等人，指责：‘这里的大字报太多了。用不着吧。’这月中旬，陶铸同意刘少奇和邓小平向各单位派工作组的建议，也向中宣部系统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八月二日，陶铸和邓小平一起到人民大学去保郭影秋，他俩一唱一和，说走资派确实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说：“所谓二月兵变这回事，没有，绝对没有。”邓小平说：‘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别说彭真，就连我也调不动。郭影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点，陶铸同志可以保证。’”
“一九六六年八月上、中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虽然受到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但是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当工作组撤出学校后，陶铸、王任重和北京新市委的联络员，仍在暗中操纵成立‘文革筹委会’和‘文革小组’，夺得学校领导文革的大权，然后继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在工作组的问题上，围绕‘赶’和‘保’，展开了斗争。八月十九日，中央组织部在中央监委同志的帮助下，揭开了安子文的盖子。当晚，陶铸急忙赶到组织部为叛徒安子文定保护的调子。第二天，他再次去保安子文。八月二十三日，当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陶铸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跑到北京医大讲话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是正确的，一切都可以怀疑，我是主张普遍地轰。除了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其余的人部可以怀疑。……’”
材料送到江青手里后，江青立刻亲自让周恩来批阅，周恩来说：“陶铸这个人从来就不是老实的，我看了他几次讲话，都是掩盖一些重要的事实，然后吹嘘他自己。这个‘怀疑一切’的论点是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讲，实际上是把毛主席和林彪同志都架空了。这还了得吗？”
江青、陈伯达、康生把陶铸的问题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说：“再观察观察，总理的看法是对的。我同意总理的意见。‘怀疑一切’的人就是不怀疑他自己，你看怪也不怪。”
这时，江青笑了。起床后，还笑个不止。当监管人问她时，她故意打了个岔子，卖个关子说：“我要微笑着走向法庭呀，对我来说，这就是新的战场！”
第十章
久违了，江青女士！特别法庭终于开庭。江青对《起诉书》的指控不以为然，她更关注的是人们对她在现场的反应。
江青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江青有一种临战之前的感觉。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愈是空闲愈感到浑身无力，愈无力精神愈空虚，愈空虚那枯燥的白天和漫长的黑夜就愈难以消磨。整天呆在那屁股大的囚笼里，没有任何值得她研究和对付的工作，她觉得自己的脸色苍白，眼神也呆滞，日子就和大锅白水汤一样，乏味透了。现在，马上面临着一场对她的审判，激动得她都有点坐不住了。这天，她特意照了一下镜子，保养得很好的脸色，这几天也泛出几丝红晕。谢天谢地，总算给她一个和大众见面的日子了。
这，就是江青真实的内心世界。
几天前，她觉得喉咙里堵得慌，不停地咳嗽。喝了狱医送来的药也不见效，天刚黑就想睡觉。她真有点担心，害怕在审判的那天，自己坚持不住。于是，她开始有计划的锻炼身体，决心在将来的几天里，给自己再树立一个闪闪发光的形象。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四、五名法警和特别法庭的书记员给江青送来了出庭的传票。
那是一张十六开大小的白纸，注明了开庭的时间和内容，并有江华的签名。江青看罢，随手一丢，像扔了一张废纸似的。她轻蔑地说：“我的身体不好，狱里的伙食差劲得很，你们要是让我能坚持到审判结束，非改善伙食不可。否则，我不敢说我能坚持到那一天。”
“我们回去后可以反映你的要求。”
“还有，审判的时候，我要求我的女儿和其他的亲属在场。”江青说，“让他们知道我江某人到底是个什么人。别以为报纸上任意胡说一通就可以只手掩盖天下人耳目。办不到！”
没有人回答她的问题。
本应是酣睡的时候了，江青却一阵比一阵的忧郁。某种意义上讲，那一刻是她希望的机会也是她害怕的时间。夜寂静而漫长，铁窗外面的风，发出像鬼哭狼嚎般的叫嚣，使她感到惊恐和不安。说老实话，当监所里没人的时候，她就呆呆地坐着，孤寂、凄清，眼眶里的泪水在打转转。那天会出现什么情况，她在暗暗地盘算着。
《起诉书》里透露的一些情况，曾经叫她激动不已。过去，他们把这些事实，包得像罐头瓶里的食物，密不透风。她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字字句句如同风雷滚动的消息：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被粉碎。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文金伙同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警卫处政治委员康宁一转王秀珍，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发生了最严重情况。随后，祝家耀又打电话给康宁一，要他转告王秀珍：‘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实行紧急动员，决定‘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徐景贤当即下达手令，调集和部署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组织了武装叛乱指挥班子，并设立了两个秘密指挥点，准备武装叛乱，责成上海报社，电台在宣传上进行配合。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和上海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等，研究了武装叛乱的初步方案，并经王秀珍同意。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薛干青、徐成虎制定了公安局的行动方案。十月九日，施尚英召集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的负责人开会，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动用各种枪炮二万七千余件，调集车辆二百二十五辆，集中大量物资和食品，在江南造船厂、中国纺织机械厂的指挥所和各区民兵指挥部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系……”
江青看到这里，拍着桌子叫起来：“哎呀，如果动了手就好了，只要组织起一支队伍，就不怕这些王八蛋了。树起造反旗，就有纳粮人。我不信全国的造反派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统治。我相信，毛主席培育下的中国共产党对我们还是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