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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起了周恩来一九七四年夏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这样说过：“有些同志在最近的一些言论中，对于江青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的态度，据我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受过冲击的干部和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中那三个指头的缺点抱有特殊的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重新工作后，对祖国的四个现代化作了可贵的努力，也引起了人民对他们的注意。我们欢迎他们的这种好的方面。但是，他们如果一味地纠缠江青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纠缠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陈旧老账，就会犯新的错误。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这只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向分裂。”
这些话，和毛泽东的许多指示一样，都已经失去了作用。从表面上看，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倒是满高，几乎捧到了天上，但是他们对他所说过的话和他处事的原则，完全抛到了脑后。这些人，一意孤行，是按照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到了法庭上，我一定要揭露他们的这种鬼脸和阴谋。江青想到这些，捏紧拳头发下了誓言。她暗暗地骂道：“这些得势的小人，就像用废纸糊下的风筝，乘风而起，摇头摆尾，倨傲地俯仰嘲弄它下面的人们，一旦失去风势，就会像折断翅膀的野鸡似的摔在地上，碰个稀烂。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能猖狂几天！”
唉，沉迷于醉意中的美妙幻梦，就是害怕清醒。可惜，江青还在沉迷的醉意之中。
此刻，正在开会中的彭真也是非常的兴奋。明天，就要把江青这伙人押上审判台了，这对他来说，不亚于一个胜利的盛大节日。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彭真还正出席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尽管已经对他展开了批判，但是他还没有被撤销职务，他还在参加着中央的会议。这天一早，秘书送来了两份报纸，一份《光明日报》，上面有署名“何明”的文章，题目是《擦亮眼睛，辨别真假》。
另一篇是发表于当天的《解放军报》上的文章，题目是《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署名是“高炬”。“何明”是关锋的化名，他早已知道。这个“高炬”是何人呢？他叫人打电话问《解放军报》的编辑，回答是：“这是最高机密，不能外泄。”彭真费猜详了。
高炬的文章写得杀气腾腾：“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诬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彭真断定：“这文章肯定是江青那个娘们写的，听她的口气，一副洋洋得意的架式，很像她独特的风格。她早就说过，我们决不放过一切反党的坏蛋！”
关锋的文章口气也不小，也是胜券在握的言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无敌的。一切已出笼的、未出笼的，台上台下的牛鬼蛇神在这样伟大力量的画前，都是不堪一击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秋风扫落叶般的悲惨命运，一小撮渺小的蚍蜉怎么能撼动社会主义的参天大树？”
现在，事实证明，他们不是高兴得太早了吗？江青不是一定不放过我吗？好，我们也来个针锋相对，一定不能放过你江青的半点罪行，一定要跟你详详细细地算个一清二楚。彭真想道。
当然他没有想到，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的文章不是江青写的，而是她和康生，还有另外的人布置《解放军报》的负责人写的。文章早就出来了，但是没有发表。江青看过清样后，指示说：“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所以，文章排好版后，就秘密地存在保险柜里，任何人不准泄露和打听。直到中央政治局就要揭开整彭真的盖子了，康生才对几个报刊的负责人说：“现在可以给彭真一点厉害的东西了，也和他开开玩笑，关锋的文章还是以何明的名义发表，解放军报的文章用‘高炬’的名义发，也就是要高举大批判旗帜的意思嘛。”
这就是文革前一场大战的前奏曲的来历。
就在这时，彭真又和江华研究：“为了体现我国法律健全的大好形势，在这最后的一刻，是不是给江青指定一个律师比较好呢？”不等江华说话，他又补充说，“这不是律师们一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国家形象的大事。律师不仅要辩护，而且要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特别是江青的指定律师，要真正能够负起责任。”
江华当然知道，还在十月十一日，司法部就向中央“两案”领导小组推荐了十八名律师。由于江青的拒绝，法庭就没有再考虑给她指派律师。既然彭真又重提此事，不妨再在开庭之前通知江青一下，以体现特别法庭的法制严谨。反正现在还有几个律师集中在一所大宾馆里待命呢。这些律师都是中国法律界的知名人士，最年轻的已近五十，年纪大的已经七十多了。如果江青同意给她指定的律师，那当然会对特别法庭的这次审判更增加一些特殊的色彩。
“你们怎么这么好心，就要开庭了还要给我指派律师？”江青仄着脑袋，微笑地问传话的法庭代表，“是不是这场演戏还觉得道具不够，再来点给你们装潢门面的东西？是不是？我看你们还是收起这一套吧。我有没有罪，我清楚，毛主席清楚，你们也清楚，人民更清楚。谄媚的笑脸，往往隐藏害人的黑心，而正义的呼声，常常是以威严的面孔出现。奉劝你们还是少玩弄些花招，多干些好事吧。”说完这话，江青把头扭过去，再也不理那个来人了。
彭真听到汇报，摇摇头道：“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那就别给她考虑了。让她自己去喊叫吧。”
是的，从一开始，江青就对这次审判抱有刻骨的仇恨，她发誓决不和法庭采取合作的态度。她有她的一套看法。珍珠被人民普遍地当作石头的时候，你坚持说它是宝贝也是不容易的。但是一个人的信仰却是坚持一个人力量的支柱。她认为，革命的追求，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要有甘愿吃苦的准备。有理想，有追求，就必然会有痛苦。然而这种痛苦是有价值的。胜利的希望之花就是诞生在这种痛苦的土壤上。所以，她决心在法庭上以一个新的英雄的身份，岿然屹立。
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当江青于一九六五年初准备发起一场大革命的前奏时，她就为此事的后果作了考虑。“无非是让修正主义者把我的党籍开除，要不就是被他们的特务把我暗害。反正我是不怕死的。与其让他们默默地把我折磨死，不如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革命的事业，英勇悲壮地就义而死。毛主席也和我是同样的想法。”江青和张春桥说。
张春桥回答得也很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个真正的要在历史上造就事业的革命家，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情操。没有这些，他的一生是苍白的，混浊的。或者是悲哀的，真正的悲哀。我不愿意虚度自己的年华，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写一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歌。这点，江青同志，你相信吗？”
“我相信，我当然相信。”江青把张春桥当作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看待，她对他那一整套的豪言壮语是十分欣赏的。她为他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可以说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包括这一次坐监在内。这一点，将在作者的另一部书《张春桥在狱中》里详细地介绍。
“如果出现了修正主义怎么办？”毛泽东曾经问过许多人，也包括张春桥。
张春桥说：“也可能我们这些人都得死，也可能我们起来和他们展开了新的武装斗争。依我看，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的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许世友说他会重新带上兵打回北京城，那就要付出大代价了。现在还是我们这些秀才冲锋陷阵吧。”
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道：“回答得都很好，我将来会看到你们的行动表现的。”
江青想到这里，不由得叹了口气。这下好了，现在张春桥也和我一起坐监了，这也算是一种回答和表现吧。用这种行动来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想想历史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他们青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