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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上海、北京两个城市地位特殊，寻常每日往来电报数目惊人，陈其美的心腹吴佩黄如何能够确定就是北方下的命令？
第四，神秘的举报人王阿发到底是谁？他在口供中是这么说得，“几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家里兜售古董，因为应桂馨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桂馨这天突然拿出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做报仇。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未杀过人，因此不敢承担这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让我杀掉的人。我相信若是能够找到应桂馨，便可以找到凶手！”
前三条都不说了，单单只是第四条那个王阿发的话里面的毛病就很多。青帮大佬应桂馨要找杀手手下小弟多少，即便是为了避嫌，也可以利用其它关系找人，为什么要找他一个‘从未杀过人’的古董商人。而且，国会大选几个月，宋教仁的照片天天见报，他竟然称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宋教仁，这句推脱的话已经泄露了不少的信息。最最让人怀疑的还是最后一句话，为什么他那么急促的让巡捕去捉拿应桂馨，怎么看都有种硬要将屎盆子扣在他脑袋上的感觉！
而这又牵扯到了后世的另一桩说法了！即宋教仁为陈其美秉承孙文命令，与同为共进会成员的应桂馨合谋杀害。当时，宋教仁在国民党中的声望与实际权力的确远超孙文与黄兴，从权力角度来说，孙文作为同盟会或者说是国民党的领袖，其权力已被宋教仁所蚕食。且宋与孙理念不同，宋期望与袁世凯达成某种交易或是合作，以较为缓和的方式来逐渐夺取政权，而孙文则一直期望以武力来解决当前国内两派之间的矛盾。再来看看陈其美，陈其美一直混迹于上海黑帮，去年元月派蒋介石刺杀与孙文素有积怨的陶成章，上海总督的身份掉了之后他便一直为了夺回上海总督位子的事情奔走着，只是他跟宋教仁之间的矛盾不浅，以至于很多时候都需要有其他元老调和，两人才能一起公事。宋、陈两人的矛盾激发还是在去年由宋教仁提议成立国民党之后。
国民党成立大会上选出九名理事，组成国民党的领导核心——理事会。由于孙中山、黄兴宣布退出政坛未上任，实际理事只有七名。他们是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李烈钧及蒙古人贡桑诺尔布。陈其美本来没指望自己能够当选理事，因此虽然递了名字最后没见到也并没有多感觉到意外。只是他本以为凭借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完全可以竞争国民党参议的，谁料到最后的名单中还是没有他的名字。后来一去询问先生，才知道是宋教仁跟拦了下来，借口是‘刺陶案’影响不好，其本人不适宜担任参议。也因此两人之间关系便恶了下来，陈其美甚至多次在醉酒时怒道早晚有天要收拾了他。
两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之差，但是陈其美却在宋教仁离沪之前为他召开宴会。不过在宴会上两人闹得十分不开心之后，他却又在宋被刺之后他表现的更加反常，竟然一反常态的积极为他奔走，还在他过世之后自己掏钱为他购买棺材、张罗后事。这里面的若是没有古怪，说给谁听谁都不相信。
这种种的不和谐，直到情报司结合北京站发回来的一些情报之后，才有了一个猜测。幕后主使人即便不是袁世凯，也必然跟他脱离不了关系。只是这一处暗杀计划虽然做的隐蔽，但是北边却没发现他们犯了几处漏洞。第一陈其美跟洪述祖、应桂馨早年便认识了，洪述祖在接到赵秉钧的暗杀任务之后，便联络上了青帮大佬应桂馨，应桂馨知道陈其美跟宋教仁不合，极有可能从他身上下手，拿到宋的第一手行动情报，而陈其美也不是省油的灯，未尝不能发现里面的猫腻。第二便是那武士英为人桀骜，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并没有如之前计划的立刻逃出上海，反而带着应桂馨付给他的酬劳在上海花天酒地。第三应桂馨担心销毁了与北边的联系电报之后，万一事后案发查到了自己没人保他，于是自作主张的留下了跟北方之间的联络电函。
可叹一代英杰最终却死在了政客跟投机者的阴谋之下，在北边跟国民党内势力的联合绞杀下死亡，当真让他感慨！
命人以他的名义，向宋教仁家中捐献一万元聊表心意。李东来走了之后，他将自己关在屋内子，一个静静的待着。最近李汉发现自己已经愈发有了政客的冷血与阴狠，比如那宋教仁他便能救，但是非但没有安排下面救他，甚至提前几个月便派出精锐杀手跟在他身边，至于要做什么，有时候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不安。
没办法，如今的国内政局已经安定了太久，导致无论是他还有北边的那位都没了扩张的机会了。所以，为了自己能够更快的走上这个国家最高独裁者的位子上，宋教仁必须得死！
接下来，又到了洗牌的时候了！
眼睛微微眯起~~
第五卷 大炮主义 第四百三十二章 倒袁风起
应桂馨、武士英二人落案之后，局势越发对赵秉钧跟袁世凯二人不利，举国上下除了西部五省还算安静之外，到处都是指责谩骂之声。
刺宋案袁世凯本下令移交给江苏都督徐绍桢负责审查的，这徐绍桢已经投靠了他，如果由他接手，毫无疑问结果自然要对他更加有利。不过他太高看了徐绍桢这个人了，其本人生性软弱，一遇到大事便显得犹犹豫豫。刺宋案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敢有胆接手。果然，南京城中传出激进革命党人张贴的布告，公然挑衅道：“若徐固卿敢接手宋案，为那国贼辩护，我等当效仿英烈，诛杀老贼！”
这般杀气腾腾的言论当真吓到了徐绍桢，他一边下令南京加紧戒备，一边又往北京致电推辞，言道：“民间多有激愤者，不愿案件远离上海到我江宁审理。更有顽固收买洋人，不许证物移交与我。固卿虽有心为宋案沉冤昭雪，奈何民心不许，只能作罢！”
随后27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下令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此时，此时孙中山已从日本归来，在其跟国民党的强烈要求之下，上海当局下令将查获地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确切地证据就是那些往来函电。
如果说前几日百姓们在看着报纸上的谩骂还有些将信将疑，毕竟之前为了保护证据，那些报社记者们也只是从巡捕房的口中得到了消息而已。如今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举国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在孙中山、黄兴地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江苏民政总长应德闳未请示袁世凯便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内阁总理赵秉钧为由，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钓，逮捕洪述祖，追究主名，他们所说地“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
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言到宋教仁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感情融洽，自己不会杀宋，企图为自己做辩护。
孙中山于宋案发生后看清了袁世凯的反革命真面目，坚决主张非去袁不可。事实上他从三月中旬突然往日本便是跟日本军政商界磋商，希望能够获得一批军火支援。因为，河南的局势已经越发的不利于唐牺支等。种种情报都显示了，在豫南、豫西到处烧杀掠夺的匪类背后都有势力支持的影子。比如河南陆军缴获了一些枪支，虽然杂乱却都是早年老北洋使用的旧枪，很明显是北洋军淘汰下来的武器。在他看来，袁世凯插手河南这个他安排在北方的革命桥头堡已经是十分危险的警告了，这表明了袁世凯已经做好了不惜威力统一全国的决心。如今又随着宋教仁的被暗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他们这些革命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刀枪相见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不放弃最后一丝努力。和黄兴于4月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使人。
于此同时，齐聚北方的国会议员也随着站出来声援宋案，其中多以国民党籍议员最是激愤，结果导致原本袁世凯已经准备押后的国会被迫于孙黄合电两日之后原本规定的时间在北京召开。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典礼在北京新落成的众议院议场举行。这天风和日暖，街市通悬国旗，自上午9时起。议员们身着特制礼服陆续齐集会场。其中有参议员一百七十九人。众议员五百零三人，内阁总理及各部总长皆列席。其他内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