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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们将船向西，朝拉普拉塔河上游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驶了一段距离。
情报信号专家乔治。卡西迪说：“我们将进入港湾去窃听微波线路，而要想窃听成功，就必须将接收天线置于他们的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所以我们要进入港湾。”
卡西迪还参加了“牛津”号以后在南美洲的行动。对于含有大量电话和其他声音的微波通讯，情报信号监听员们使用一种被称之为“里卡姆”的设备；这种设备在接到某个信号后可将这个信号分解到数百个频道中。卡西迪回忆说：“当时接听的是南美洲的军事通讯信号，所以我们把它们录进磁带录音机。”
除了收报机以外，还有十几台打印机一字排开，将被截获的电传信号打印出来。
卡西迪说：“如果打印出来的是5 位数字密码，我们就知道有了收获；如果是西里尔字母，那可就是一个巨大的收获；我们会请船上的语言学家去搞懂它们；如果收到的信号频率以前从未出现过而且是5 位数字密码，那我们就把它们记录下来，然后送到国家安全局。”
电子情报场地还有一种甚至连船长都不知道的“秘密设备”，尽管并非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虽然禁止在船上安装电视机，但监听员们却自己组装了一台小电视机并将它与一架旋转截听天线相连。电视机被涂成了灰色，上面写有“特别进入”
的字样。卡西迪说：“连船长进来检查时都没发现船上有一台电视机。”
在首次南美之行中，“牛津”号在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就驶向了它的下一个目标——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南部的一个大型核研究站。然而，在奥布雷。布朗看来，“天气条件太糟糕了，我们无法进入指定位置。我们试了好几天，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不过，在沿岸地区，监听员们还是截获了这样一条消息：阿根廷总统已被推翻。
他们迅速发了一个快件给国家安全局，但由于大气条件的原因，理应在3 至5 分钟发出去的信号却花了好几个小时。布朗说：“我敢肯定，当这个消息传到那里时早就成旧闻了。”尽管这艘船配有月球反射抛物面天线，但据布朗介绍，这个天线很少能奏效。他说：“月球反射行动只不过是个封面故事而已。我们只有一两个人干那个活。我们以前可能用过一两回，但那不过是个样子货。”
在向北航行的时候，在离海岸50多英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麻烦。布朗说：“当我们驶离阿根廷海岸然后航行到某个地方时受到一条阿根廷军舰的追赶，因为我们的船上没有挂国旗。他们无法识别我们的船，不知道我们的国籍。这是阿根廷海军的一艘比较老的船只，但也是军舰。它追赶我们是想弄清楚我们是什么船。船上不挂国旗是很少见的，而我们这艘船的桅杆上什么都没挂。所以我们要立即逃脱。
这样，他们的船在后面追赶着我们，而我们也一直在监控着这条船收到和发出的任何通讯信号；他们的信号都是摩尔斯密码。最终我们摆脱了对方的追赶。“
“牛津”号的另一个使命就是设法确定南美洲间谍的方位；他们似乎是在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蹩脚无线电传送信号。布朗说：“于是我们又开始踏上这一愚蠢的征程，去监控那些可能是用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蹩脚发报机相互传送信号的南美间谍。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最后，“牛津”号抵达里约热内卢。巴西因在拉丁美洲影响很大所以也成为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目标。巴西大选定于5 月举行，为此，中央情报局已经花了几卡车的钱试图秘密地影响大选的结果。通过它的几个伪装机构，中央情报局已经把大约1200万美元，或许多达2000万的钱用来支持反共产主义的候选人。
窃听人员的运气不错。巴西海军欢迎国家安全局船只的到来，并允许其停靠在巴西的海军基地。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只船被要求停泊的地方正好位于巴西两条敏感的海军通讯信号的微波线路之间。据布朗介绍，这一停泊地点“使‘牛津’号上的情报信号人员能直接收听到所有巴西海军的微波通讯信号。我们把停泊在港口时收到的所有信号都录了下来”。
在经由加勒比海返回美国的途中，“牛津”号的监听人员们经常收到国家安全局的指令，要他们密切注意法属西印度群岛马提尼克岛首府法兰西堡与非洲西部国家塞内加尔的达喀尔之间的通讯线路。多年来，马提尼克岛的作家、前共产主义者艾梅。塞泽尔一直在领导着该岛的独立运动。他与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塞达。
桑戈尔都是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人运动发起人。乔治。卡西迪说：“我们每次监听到信号，他们也都要求录制。他们的组织与苏联人有某种关系。我们截获的信号都是密码组。”
卡西迪还说：“我们有很多次得到国家安全局或海军安全局的指示。他们总是说：”这是一些收听频率，要密切注意。‘这就像是打猎；这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
我们就是在船上打猎，当打到猎物时我们就会高兴。“像南美洲一样，非洲也成为了国家安全局海军窃听活动所覆盖的范围。
在最初的时候，国家安全局计划的间谍船只为体积小，速度慢，平民驾驶的拖网渔船，而不是像“牛津”号那样的大型漂浮监听船；这种船的样板应该像经常游七在卡纳维拉尔角宇航发射中心和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大型潜水艇基地的苏联拖网渔船。当时曾参与“海军特别作战计划”、现已退休的海军上尉菲尔。巴克鲁回忆说：“我在五十多岁时被召到华盛顿，他们问我是否可能对苏联海军的调动进行监控。他们想让我造一条渔船，要带有电子设备，当苏联海军在加勒比海活动时用它进行监控。他们问我是否可行。我回答说：”我想这是可行的，不过一切得从零做起。我并不因此而高兴，但如果你们决定这样干，我相信我们最具有这个能力。
‘不过，这件事从此就没了下文。“国家安全局并没有建造小型拖船，而是决定以小型的旧货船组成窃听船队。特别行动组前负责人弗兰克。雷文说：”可以说我是国家安全局在这一领域的先驱。
这是在我参加到特别行动组后搞的最早的项目之一。我们当时想要建造的是一种可以在海岸线上不慌不忙、从容行驶的速度缓慢的民用船。“特别行动组专门负责对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窃听活动。
第一艘海军侦察监听船是“巴尔德斯”号；这艘船长350 英尺，比起“牛津”
号无论是体积还是速度都要差很多。事实上，这艘船的呼叫信号就是“赶骆驼的人”。
该船由民间的军事海运局管理，而不是美国海军。它靠一台直排式1750马力的柴油机为动力，配有一个螺距6 英尺的6 英尺螺旋桨。
1961年12月，“巴尔德斯”号抵达南非的开普敦；在那儿，它成为国家安全局的“非洲皇后”。到此时为止，这艘甲板上和桅杆上天线密布的船只已经是久经沙场了。这艘船1944年建于明尼苏达州德卢斯的里弗赛德造船厂；它的大部分航行都像是一辆海上货运卡车，围绕海岸线往返运输成桶的钉子和大包的棉花。该船的名字取自一位二战时期的勋章获得者，此人在战争快结束时在法国罗森克兰茨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雷文说：“该船在处女航中首次截获了中国的遥测数据。”在开普敦，它对苏联的导弹试验进行了窃听。当位于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站搜集到在卡普斯京亚尔进行的有关中程弹道导弹发射的遥测数据时，“巴尔德斯”号肯定正游七在南大西洋；在那里，当导弹飞向西南方向的目标地区——也就是现在的纳米比亚时，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捕捉到有关这些导弹的信号。
“巴尔德斯”号抵达开普敦后不久，名为“鲁滨逊中尉”的第二艘船也投人了使用。名为“约瑟夫穆勒中士”的第三艘船正在改造中。原计划要改建更多的船，但遭到了海军官员们的反对；他们主张国家安全局未来的间谍船只必须为海军船只。
弗兰克。雷文说：“他们对‘巴尔德斯’的速度意见很大。但如果风向适宜，这艘船的时速可以达到6 海里。可他们认为，如果太平洋出了事而你的船却在大西洋，那就无法及时赶到那里。这就是争论的焦点。”
结果，国家安全局将使用类似干“巴尔德斯”号那样的民用船只的计划改为建造类似于“牛津”号那样的海军船只。对这样的决定，雷文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民用船只远不那么引人注目。他说：“‘巴尔德斯’是我理想中的船，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