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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更为准确，因为这种设备记录信号的灵敏度极高。计算机可以使检查人员任意改变屏幕数据的显示方式而对基础数据没有任何影响，从而保证了测试的可靠性。
该机构目前正在研究在测谎测试过程中几乎完全排除人为因素的方法。在不久的将来，只要将一个人的履历编人一台奥威尔式的计算机，该计算机就会提出相关问题，对当事人的回答做出分析，并判断出当事人是在说谎还是在讲真话。
1991年，安全部办公室和“研究与信号情报技术部”数学分部合作，签订了一份合同，目的在于把目前只能被动显示数据的计算机改进为能够积极分析数据的专家。该项目的主要签约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能够用便携式计算机测谎仪开发出一种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人力评估有时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产生最后结果，计算机程序则不同，两三分钟就能得到结果。利用被检测人过去测试的历史数据和他或她的生理数据，计算机就能得出与测试结果有关的统计概率。
尽管使用了测谎辅助评分系统，但仍然需要测试专家做最后的裁决。早期的试验表明计算机分析系统比人工测试更准确，产生的不确定的结果更少。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文件说：“在不远的将来，计算机甚至有可能提问测试问题——从而排除了测试人员人为影响测试结果的可能性。”
正如20世纪80年代担任国家安全局测谎部主任的诺曼。安斯利所坦言，尽管对测谎仪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但这种仪器也远非完美无缺。当问到吸毒酗酒成瘤的人能否骗过这种仪器时，他回答说“可能”，如果那个人“故意考虑其他问题从而割断心理联系”。这正是政府内外许多人不信任这种仪器的原因。“测谎仪被说成是一种‘即使不可靠但是很有用的’调查工具，”参议院情报速选委员会在1999年说。
该委员会得到有疑问的数据后，便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对“测谎仪的替代技术”进行评估。最早使用这种仪器的是能源部的核武器实验室。有一位科学家在《能源部职工通讯》中发现其预期出错率约为2％。“就我们的情况而言，”他说，“这就意味着每5000人中有100 个无辜者的名誉及事业会受到站污。”
到国家安全局申请工作的人，在接受测谎测试之后，还要接受一连串的心理测试，最后才能确定他们能否被录用，能否接触该机构的绝密材料。90％的申请人还要接受一位临床心理学家的面试。
申请人的测谎测试、心理测试和实地调查等所有材料汇总后，就被提交给由人事、医务和安全等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国家安全局“申请人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根据该机构所谓的“完人”原则，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审查，然后举手表决通过，或者将材料交给人事部主任并由他发出“遗憾通知书”。
申请人有两天活动时间，第二天主要是听取各方面的简要介绍，其中包括一次安全简介和一次非保密性工作简介。一些最有希望被录用的申请人可以到工作区兜一圈。然而，如果让他们参观工作区，就需要提前对整个工作区进行清理——必须转移所有的秘密材料——因而很少让他们参观。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负责安全的官员一直认为，同性恋问题是一系列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关于同性恋的无谓的恐慌甚至延伸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苏联似乎有许多同性恋者，”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惶恐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真正担心的是“这类人可能有一个专门的组织”。罗杰斯后来担任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他显然害怕全世界的同性恋者联合密谋。“俄国人曾经诱骗过一个人，”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这个人供认说，同性恋者有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在此前一个月，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密码专家已经在莫斯科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要求政治避难，并像悔过自新会上的罪人那样交代了该机构的最高机密。这是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是导致威廉。马丁和伯农。米切尔的极端行为的真正原因。但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人曾经在年轻时有过某些下流的行为时，性就立刻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背叛的真正原因。根据为撰写本书所收集的材料，这两个人的变节行为在白宫内引起了一阵对同性恋者的病态的恐慌。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每一位被他们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人秘密登记，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这些人列人黑名单，从而又回到了麦卡锡年代。
在上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对此事也很担心。他询问：“我们掌握的同性恋者的名单到底有什么作用？”埃德加。胡佛回答说，他那个部门“确实掌握了一份名单，而且地方主管部门获得这类情报之后就向联邦主管部门汇报”。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被登记过的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秘密而有计划地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他说，“应当交给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以确保名单上的人不被其他政府机构雇用。每一个申请人都要留下指纹。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人的指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人曾经因为这类原因被辞退，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将来再被雇用。”胡佛表示赞同，“这个主意不错。”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做总结发言时评论道：“这样的人一旦被雇用就很难清除，因而他们一进入政府就要把他们抓住。”
白宫的这种严厉的态度变成了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的清洗行为。任何人，只要他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有没有同性恋行为，都是清洗的对象。
有几十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这种恐慌还要持续几十年。不过时至2001年，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实例是：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员工组成的专门团体在国家安全局大院内正式成立，而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还为他们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刊登广告。
在柏林墙被推倒不到一年的时间，冷战后的首次冲突爆发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行动。
硝烟还未散尽，国家安全局局长斯蒂德曼认为美国间谍机构在这次冲突期间的表现优劣混杂一一但被他称为“对破坏制裁的人的监控”的行动除外。他说，主要问题在于几乎一夜之间把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显然在两伊战争期间，”斯蒂德曼说，“我们把伊拉克当做盟友。因此，对伊拉克这个地区，我们没有收集到大量的基本资料，对其各种实力也缺乏深人广泛的了解。我们是靠监视手段获得有关信息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深入了解对手的做法，而打仗就得深入了解对手。当时我们简直谈不上深入了解对手。”
斯蒂德曼还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曾经是情报方面的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局现在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对付伊朗的战事，4 年多来伊拉克一直接受美国的情报服务，因而对我们在根据情报得出结论和收集情报格暗号情报）等方面的实力了如指掌，也非常敏感。根据情报的基本原则，在第一回合我们就败下阵来。也就是说，我们的安全系统早已被人渗透，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我们当今的对手展示我们的情报实力。此外，伊拉克本身就是一个讳莫如深、高度重视安全防范的国家。在美国所遇到过的对手中，这个对手是最善于防范和欺骗的。这个国家千方百计为阻止西方国家渗透刺探其实力和企图而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海湾战争期间，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情报“熔合”一一使全美国的情报机构联手合作——和情报管理这类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局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及时地将情报截获人员截获的情报送交破译人员、分析人员直至沙漠帐篷里的指挥员供他们使用。“实际上，从去年7 月伊拉克威胁入侵科威特起到1 月15日战事爆发这段时间，”斯蒂德曼说，“我们一直在创造一个收集、加工、分析情报的环境，加强国内与战场之间的联系。”
当部队登机回国时，斯蒂德曼展望了20世纪末漫长10年的光辉前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报世界，”他说。对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而言，到1990年，充实的年代已经结束。冷战已经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