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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李宗吾这样的个性，绝对不会是独行侠，他的身边总有一帮好朋友，比如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谢绶青等。他们一起研究学问、办教育、搞革命，把个大学生活过得轰轰烈烈。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对理化毫无兴趣、把精力用在课外的李宗吾可能学习成绩很差，最多也就是勉强拿到毕业证而已。但事实完全相反，李宗吾不仅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了，还被清廷奖了一个举人——也就是说，既拿到了毕业证书，也拿到了学位证书。
这一点，值得今天那些自诩怪才的大学生们好好学习。
唯一敬佩的日本人
在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听的第一节课，是日本教习池永先生的演说：“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
关于这位池永先生，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很少，但李宗吾却在他的自传里多次提到这次演说，并且在课后查了英文资料。看到education的字义果然如此，他一下子觉得日本教习的说法比朱子所谓的“学之为言效也”要精深得多。再加上他当时刚改名不久，池永先生的这一番道理又和“宗吾”两个字的思想暗合，于是更觉得池永先生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从那以后，李宗吾就给自己装订了一个课堂笔记本，而且在笔记本封皮上写了“固囊”两个字。同学们看见，猜不透什么意思，就问他：“这两个字有什么意义？”
刚开始，李宗吾并不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别人，只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胡乱写的。”可没多久，他又担心自己不说明白，别人会曲解他的意思，便解释说，“这是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脑袋就像一个囊，读书笔记里写的，都不过是脑袋里原来就有的东西。”
可见那时，他对池永先生的说法深信不疑。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种学习方式在他身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课堂上，他认真听池永先生讲理化常识；下课后，他用“引而出之”的方法从脑子里往外“引”相关的知识。尽管吃饭也想、睡觉也想，但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出什么新东西。
屡次尝试之后，他觉得自己与“科学”今生无缘，才不得不“迷途知返”，把心思收回到学术思想方面来。
不过，池永先生的这个演说却对李宗吾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启发。“七七事变”后，李宗吾和绝大多数同胞一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读报纸的时候，看见“日本”两个字就刺眼、听人说起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却唯独始终敬佩池永先生。
都是菊花叶惹的祸
李宗吾少年时候身体很不好，用四川话说，是个“药罐罐”，意思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药罐子。他不仅有哮喘病，四肢也不太灵活，穿衣服都要人帮忙。有段时间，甚至登楼不能上梯子、上卫生间不能蹲下，以至于他妈妈给他洗澡的时候，看他骨瘦如柴，总会忍不住放声大哭。
进了炳文书院，同学们都认为他活不长，他的好朋友雷家兄弟甚至发动同学来活祭他。但李宗吾却从不悲观，不仅认真喝药，闲暇的时候还自己买医书回来研究。只不过事与愿违，那些书他越看越不懂，到最后甚至想：如我这般断文识字的人，用心研究都看不明白，世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几个，又哪里能看懂？看来，我没有被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从此把医书丢掉，再不看病。却没想到，真的这样做了，身体竟渐渐好了起来。于是，他更加坚定了“生病不吃药”，声称宁死于病，不死于药。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
在四川高等学堂时，有一年他腿上生了疮，看到校园里种的有菊花，便采了些叶子，嚼了之后敷在疮上。同学中有一位姓陆的懂些医学，看见李宗吾一脸病容，很关切地叫他伸出舌头来看看。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说：“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紧医治！”李宗吾听得毛骨悚然，赶紧请陆同学给开个药方。
李宗吾读书是一向不请假的，这一次被吓坏了，特地请假调养。
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李宗吾一个人悲戚戚地在寝室里躺着，翻来覆去想自己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居然连舌苔都黑了？想了一阵，突然翻身坐起，找到陆同学，问他：“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感觉没有丝毫的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了菊花叶呀？”陆同学叫他再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一看之下，连说“不错”，二人大笑。
张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
1904年的某天，张列五找到陈本初、雷民心、王检恒、杨泽溥、廖绪初、李宗吾等十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说，有几十个叙属青年学生被困在旅社里，找不到地方求学。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一人拿出一块银元，筹建一所旅省叙属中学，地点在成都陕西街节孝祠。当初，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陈伯衡、谢持、黄金鳌等从日本回四川组织同盟会，张列五、廖绪初相继加入。所以，叙属中学实际上就成了四川省当时的革命机关，一些革命的秘密文件都在那里印刷。因为这个关系，包括李宗吾在内的叙属学校发起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次，张列五要去组织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事发前约李宗吾在寝室里谈这件事情。李宗吾把窗户撑开，看见夕阳西下、残血满天，想起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临行前顾视日影的典故，便对张列五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
张列五摸着脖子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儿。将来我解往杀场的时候，你去不去看我？”
“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儿。”李宗吾和他开着玩笑，意思是关键时候不能拉稀摆带。
张列五比画着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上，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个人，平时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前面，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正好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
因为炸弹没有按时运到，这次刺杀行动最终流产，不过，李宗吾却真真感受到了张列五视死如归的豪情。
在所有的同学中，李宗吾一生都极端敬佩、赞不绝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廖圣人廖绪初，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后来曾担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张列五。
第一次办教育
一般的资料里，都介绍说李宗吾是1908年开始涉足教育的，但实际上，早在1904年，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李宗吾就已经和他的几位同学创办了一所学校。
最早的提议人是王简恒。
1903年底，20多名叙州籍学生到成都求学，没有合适的学校，被困在了旅店里。王简恒祭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旗，邀约同学集资办校，李宗吾、张列五、雷昭仁、陈全性等人都积极参与，凑了17块银元，创建学校。为了学校顺利开课，他们还约请一些老乡成立了旅省叙属同乡会，推选陈全性为会长。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校长的赞许。校长不仅拿出钱和仪器等来支援他们，还破例准许他们轮流外出上课，不算缺席。尽管他们去上课完全是当义工，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
最开始，他们在陕西街的茶馆里上课，仪器、标本、教具之类，可以无偿使用高等学堂的，也可以到成都当时的其他名校寻求帮助。为了节约经费，发起人全是义务劳动，外聘的教员也只领一半的工钱。实在困难的时候，大家还得多跑几趟典当铺，变卖私人的东西。
试办一年后，师生们都比较满意，于是，大家决定正式办一所学校，报请清政府备案，取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主要招收叙府13个县的学子。
1905年，学校迁到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大家公推张列五继任会长，学校的声誉更高了。恰在这时，叙州知府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