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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科在大选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抱怨说：“依我的看法，里根从未认真考虑过帮助共和党进入国会的问题。”麦科对于在民意调查显示里根已大幅领先蒙代尔之后，总统的策士却未运用更多的时间来帮助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议席而感到苦恼。里根的助理辩护说里根的出现已经帮助了共和党，麦科反驳说，如果里根真地认为众院选举为第一优先，那他在竞选时所发表演讲的各个地点就会不一样。例如：他怒气冲冲地说，里根的幕僚是如此地想席卷50州，以至于里根花费最后的竞选时间在蒙代尔的家乡明尼苏达州作旅行演说，却不愿在其他地方援助共和党国会议员。
这个结果不但困扰共和党员，同时更使民主党有不怕里根的理由。回想1981年，某些里根同盟之所以得以建立，主要是民主党那些“象鼻虫”对里根的恐惧，他们认为如果不和里根合作，里根就会发动选民对抗他们，但在1984年，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员席位上只失去少数议席，而且192位民主党议员在支持里根的选区中，居然还能获得连任，这远远超过预期。简言之，民主党已度过里根的旋风期，1985年，里根所造成的游说威胁比四年前来得小。
里根在1985年组成同盟的第二个麻烦完全是他自己的错：在获得压倒性胜利以后，他浪费了政治蜜月期。本来，就算共和党没有得到全面性胜利，里根仍可以运用广大选民支持他的力量作为动力——如果他能立刻坚定提出施政优先顺序的话。但是他却慢慢地提出议程，并且缓慢地进行白宫幕僚的重组。在看天底的时候，在他声望还在最高点时，里根错失了向国会施加压力的绝佳机会。他到了1985年2月送出他1986年的预算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宣布说这个法案“在一到国会的时候已死了”。在众议院435席中只得到坎普一票。
第三，里根的信用和声望是全国性的，可是在华府的那些政客却并不服他，因为他的节奏与那些议员不合，意见也和两党议员大相径庭。国会与总统在议程和政策的优先顺序上有所不同。当他在竞选时，里根含糊的承诺和过去大抵相同。但是到了最后在国会中，几乎所有的派系，除了众院共和党的新生代议员以外，都对里根的预算案感到逐渐失望。里根在立法案上所得到的支持已逐渐下降，从1981年的82％下降到1984年的66％，甚至下降更多，到了1985年可能不到60％。
这种情形也部分反映了时间的变迁。在选民看到这些政策的冲击及对政策结果发出不满声音之前，一个总统在他第一任时是比较容易得到充分支持的。在第二任期内，国会议员知道民众的反应，而不愿意触怒更多的选民。以里根为例，1981年的减税及1985年增加军费使赤字达到2220亿，且赤字居高不下，同时没有提出受欢迎的解决方式。在1981年里根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吹笛手，在1985年许多国会议员却发现他吹出来的调子已不再迷人。
第四个问题是——这里根自己要负大部分责任——白宫和共和党国会领袖的联系不断削弱，而这在1981年的同盟曾扮演重大角色。1985年的新联系较不可靠、不专业。两位贝克都离开了：J。贝克已经成为财政部长，H。贝克退休了。H。贝克的继任人是杜尔，他是一个独立思考、直言无讳的多数党领袖，且自己也具有当总统的领袖企图心。
在1984年11月24日杜尔当选的日子，他声明他不受白宫节制。他的第一要务是领导参院，而不是替里根摇旗呐喊。他以堪萨斯腔发表的谈话，比当初诺兰对艾森豪威尔的谈话表现得较为合作，但已不似H。贝克对待里根那样忠诚。杜尔有他自己的政治直觉，且要当自己的主人。
杜尔在国会山庄告诉记者：“我们将在1986年继续保持共和党的优势，这是我们的目标，同时尽可能地支持总统的法案，我们是参议院议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同时在白宫中也有类似的趋势，里根对于杜尔并不像当初对H。贝克一样热络。他们很少见面，除了在国会领袖会议以外，甚至很少有电话来往。在1986年多尔告诉我：“我们曾有过一二次私人聚会，依我的看法我们都是成熟的大人，而且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及职责，我不应该拿我的问题来烦总统，同时他们也不能拿他们的问题来烦我。”
更令人吃惊的是，里根让J。贝克离开了建立同盟权力中枢的白宫幕僚长的位置，里根似乎不知道他这样做会影响他与国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地他也没有看出新白宫幕僚长黎根与国会的关系很冷淡，以及黎根的政治经验可能会在重要的时刻对他的总统权的行使可能造成伤害。黎根比J。贝克更强硬，他比较不懂得如何与国会相处，同时他也不知道什么可能会给里根带来麻烦。
当黎根就职时，他没有适当的衡量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主流派势力，也没察觉到在重要议题上有必要结成两党同盟。他也不懂如何把共和党内敌对势力组成同盟，结果黎根和总统像摇摇乐一样在共和党派系之间打转，这些派系原来是里根的同盟，但这些同盟已经对里根产生疑惑及反感。
在1985及1986年之间挽救里根的是他自己的声望及坚持的精神。事实上，他的国内问题的最高决策——赋税改革——是交付给财政部长J。贝克完成的。J。贝克和里根不一样，他知道1984年选举以后总统如想在重要立法案得到通过，就必须与民主党的主流达成两党同盟，J。贝克建议里根采用这种策略，并费力地让里根支持，使里根在1985年的赋税法案得到胜利。
共和党内部失和
里根在第二任内同盟的建立中最严重的障碍，是共和党内不和的公开化，这种现象已打击了1981年共和党建立起来的同盟基础。总统与任何政党一样，像一把伞，能容纳党内各种不同的派系。里根在1981年所造成的神奇形象，是一个受人民欢迎领袖的典型。那时他可以把党内各种纷争及不同派系，收在同一帐幕之下。但是他在1981年的成功只是昙花一现，在1982年时，当里根同意以大量增税以制止不断升高的赤字时，众议院共和党分裂了，与民主党联盟的共和党员得到胜利，但是共和党之间的失和也公开化了。
里根连任成功之后，共和党内部的失和更难遏止。共和党都把希望放在未来，也就是里根下台以后的政局。对于里根的继任人选的争夺已经开始，这种情形造成对里根的同盟肆意破坏。
国会共和党的内斗，以杜尔和坎普两人为两个核心，他们二人之间的派系竞争在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突然公开化，坎普和其他共和党的少壮菁英得到胜利，派系的斗争在1984年的选举期间暂时停止，一旦选战结束就再继续。
杜尔和坎普二人天生不和，二人都有意于1988年总统提名，他们的竞争充满了各种不同的个人争执，多年以来他们互相攻击对方，谈到共和党对赋税改革的意见时，杜尔对坎普经常特意吹了头发上电视一事说：“坎普是想为他的吹风机寻求免税宽减额。”坎普在最近的一次还击中，也对杜尔作反应，他说杜尔的书房被火烧了，两本帐都被烧掉了，而且其中一本杜尔还没来得及窜改呢。
毫无疑问地，他们彼此厌恶，但主要源自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哲学、长期策略及对共和党的政治优先顺序的基本不同观点，而非他们之间的个人冲突。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哲学观念、不同的利益团体、不同的宗教思想。
他们的政治风格亦不同。坎普是年轻的一辈，杜尔是年长的代表，坎普是权力圈外的政治人物，杜尔则是圈内人，在共和党内，坎普代表新右派而杜尔代表守旧派，他们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年龄并不是关键所在——杜尔六十多岁，坎普则是五十出头——真正不同的在于他们二人所关注的事务上想法不同。
杜尔与坎普主要不同点在于意识形态，而这影响到里根的联盟。杜尔是传统派，主张共和党应平衡预算，打击赤字。坎普是供给面经济学的热心教徒，且嘲笑传统派的简朴，他把减税及经济成长列为最优先考虑。
杜尔自委员会系统中爬起，在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时，他是个极有天才的“内在政治”高手。从外表上来看，杜尔形象端正，富有机智，同样也为电视媒体所喜爱（电视媒体是那些局外政治人物的主要传播媒介），但他致力于各种法案的推动，这使他赢得民主及共和两党议员的尊敬。当他在财政委员会主席任内处理赋税法案时，曾被坎普一伙的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