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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参议员或众议员而言，时间的压力已变得难以忍受。阿肯色州参议员普莱尔无奈的耸耸肩说：“有两百名说客要和我讨论税法法案，每个人都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而且每回税法有任何改变，损及他们产业或团体的利益，他们又要来找我谈。”
只要看看下列的数据便能了解政治系统负荷过度的现象。
·说客：虽然申请资格的标准现已日趋严苛，但是1961年才仅达365人的华府说客，在1987年中旬，已经多达23011人。（与参、众两院议员呈43：1的比例）。
·律师：华府律师协会1961年登记有案的律师为12564人，1987年则高达46000人。
·记者：1961年采访国会的记者为1522人，1987年达5250人，但是1980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市共有12612名记者。
听说1945年杜鲁门总统下令对日本投掷原子弹之际，他曾向白宫记者群透露这项消息——25名记者。1987年年中，有1708人拥有白宫记者通行证。政治社会团体膨胀得如此厉害——说客、律师、记者、政策智囊团、国防及卫生顾问、以及支持他们的旅馆、事务所、会计师、餐馆及服务业——在1976年这个非政府组织涵盖的人数竟较华盛顿市联邦政府的职员人数还多！
邮件数量也显示几何级数的增长。现在国会已陷在选民来信及明信片的洪流中，绝大部分是游说团体借电脑大量复制产生的。
1972年众院议员每年收到邮件总数约为1460万封。但是到了1985年已增至2。25亿封——平均每位议员一年收到50多万封。
有时候，游说团体选定某日向国会某一要员同时投递大量的电脑邮件，以造成最大的心理震撼效果。他们真的可以将议员给活埋于一天前所寄的邮件中。1984年及1985年间，领取社会福利金的选民只要一担心未来的立法案可能会冻结调整生活费的幅度，他们便大量致函给众院议长奥尼尔。当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与日本或西欧进行敏感对谈时，当时的多数党主席莱特，便数度遭受到钢铁工业及其他业者蜂拥而至的信函之苦。有好几回，奥尼尔和莱特一天收到的信件便达五六百万封。根据众院邮局局长罗塔指出，最高记录是1985年夏天，奥尼尔一天收到1500至1800万封信。
金钱与旋转木马
商业已对华盛顿造成新的政治冲击。虽然100多年来商界领袖已在华盛顿造成相当的影响力，但是真正私人企业与政治挂钩的新时尚则在70年代末期开始涌现。它们起初是为了适应消费者运动，后来又因为担心环保及工厂安全法令的压力，以及对民主党当政的卡特政府不敢放心，于是开始一步步涉入政治。各大公司的主管，如杜邦公司的夏皮洛、奇异公司的琼斯、通用汽车公司的墨斐、花旗银行的里特森等，原本常批评华盛顿，却避免过度密切接触的人士，竟合组商业界的圆桌会议，以代表华盛顿新的公司派领袖。
商业界在1977年3月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他们顺利动员众院推翻工会极力争取的罢工纠察法案。一年后，商界说客共同推翻卡特总统所提的消费者保护机构的法案，并且协助削减所得税。税率逆转是典型新的权力游戏下的产物。这个由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史泰格所提出的税制法案出人意料地击败卡特总统的法案，令商界备受鼓舞。
美国股票交易所总裁李维特评论说：“史泰格修正案对华盛顿商业界而言是一大转折点。在那之后，商界发现他们真有能力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几年之内你就看到了卡特的态度的转变。”
成功带来更多追逐甜头的蜜蜂。例如，早在1968年，华盛顿地区只有100家公司成立办公室，到了1978年则激增至500家；某商业电话簿更在1986年列出了1300家公司的电话。在80年代早期，华盛顿不仅取代纽约成为美国贸易组织之都，并已遥遥领先。
到了1986年，华府已成3500个商业团体的总部，为1960年的三倍，有8万人在其中工作。
但是商业活跃最惊人的指标，还是商界政治行动委员会（简称PAC）的快速成长。该组织协助筹措资金，并且捐款支持符合公司利益的候选人进行竞选活动。1974年共有89个企业界的政治行动委员会，10年后，数量窜升至1682个。
矛盾的是，竞选经费的改革案却是促使商界更积极涉入赞助政治竞选活动的原动力。改革结果与原构想相差甚远（华府常发生这种事），往往是眼高手低的改革常有的结果。改革人士原希望“公家提供竞选经费”——也就是政府提供补助款给主要的候选人，以取代个人、公司、工会或利益团体所提供的私人竞选经费。改革人士成功地促成1974年总统选举中公家提供全国大选的经费，但是国会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赞助国会议员的选举。这使得私人及PAC有机可乘。几乎同时，法院判决政府的包商能成立PAC（稍早由于唯恐政府承包商的PAC可能借机施展影响力而禁止此种作法）。允许公司PAC合法化的法院判例是美国政治中的一大分水岭。
公共利益游说团体总裁魏赛玛主张：“此举揭开PAC成立之门，并使PAC借捐助竞选款项而成为政治影响力的角色制度化。
任何人民组织或团体均能成立PAC”；但是魏赛玛指出：“近年来增加最多的是企业界的PAC；因为企业界原先毫无政治影响力，但是却有这么多公司。”
从1974年起，除了PAC的捐款外，投入国会竞选活动的资金也陡增。例如1974年的竞选活动中，参、众两院选举共花费7200万美元，到了1986年，花费的经费约达4。5亿美元，增加了5倍。以全国而言，共和党全国党部及竞选委员会1984年共筹得2。546亿美元，较敌对的民主党所筹得的7430万美元多2倍以上。各地的政治经费都迅速上扬，但是PAC却是令经费增加的主力。各式各样PAC的数量——包括商界、劳工及其他利益团体——的总数从1974年的608家增至1987年年中的4157家。PAC对个别候选人的捐款也跃升约15倍——从1974年的850万美元提高至1986年的1。322亿美元。
大量的资金改变华府的风貌及生活模式。在不到10年的光景，数10亿美元的经费被投资到华盛顿，兴建了数十座豪华办公大楼，新潮的旅馆、现代的餐馆以及10所卓越而前卫的艺术博物馆。从得州、英国、荷兰来的资金，再加上当地亿万富翁的投资，为华盛顿市区大增光彩，也带动了弗吉尼亚州的繁荣。
由于群集于华盛顿的智囊团、顾问公司、律师及游说团体，这个城市自然而然成为信息革命挂帅下的经济重镇。到了80年代中期，进展之神速，远超其他城市。每年在华府所辟建及出租的新办公大楼远较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及休士顿等地要来得多。在1976年到1983年间，共兴建了37间新的旅馆。顾问公司的充斥，使得华府附近兴起以“顾问”为主业的城市。政治权力的扩充是不动产兴盛的媒介，但是新的资金将现代的轻工业引进华盛顿。数十个高耸的高科技迷你城市在首府的后院兴建起来，1987年初，美孚工业集团是第一个以华盛顿的郊区作为其世界总部的公司。
华盛顿的邮递区号，成为渴望跻身首府地区，却又希望避开市区惊人房租的公司竞相追逐的目标。《今日美国报》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市兴建了一座双并现代化的城堡，但是住址却是“华盛顿特区20044，第500号信箱”。
市内的政治脊椎宾州林荫大道曾是肯尼迪总统抱怨的对象。1961年从国会赴白宫的就职游行时，肯尼迪埋怨当地酒铺、纪念品店与空地杂陈的现象。此后，宾州大道不仅脱胎换骨变成新的公园及人行步道，更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约有10亿至15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投入整修此项工作：恢复国家戏院及旧邮政大楼的风采，花费4700万翻修全国新闻大楼，并将第六街到第十三街之间数幢综合办公大楼及旅馆大事整修，每幢的整修花费约在1。25亿至两亿美元之间，此外，当地富豪并花费了1。5亿美元恢复威烈德旅馆的原始风貌，此间便是林肯及多位继任总统等候举行就职典礼之处。
企业界的政治活动日渐活跃，也扇起急剧成长及混杂之风。曾担任过里根夫人社交秘书的布兰敦说出了她观察的心得：“你向外招徕民兵（公司的说客）为你打仗，你必须供应他们吃、住。于是你养了一大群争名夺利的人。每个人都想出头，每个人都想打知名度，每个人都想装气派，每个人都想施展影响力。我们从前那个单一工业为主的村庄早已不再是个宁静的南方小镇了。”
企业界的人潮加入竞选活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