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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里根政府便着手加以限制信息自由法案的应有范围。
在卡特总统时代，除非能指出出版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特定伤害，资料尽量公开；而里根总统则宣布管制一切与国家安全“有关”的资讯。这项命令也将许多已公开的文件再度列为机密文件。里根政府的新措施对于整个传播界都造成重大连锁反应，里根总统下令中情局及联邦调查局，在政府认为有国家安全顾虑时，监视及渗透新闻及学术团体。
1985年，里根政府控诉政府职员莫理森涉及间谍案，因为莫理森将机密照片交给了《詹氏防卫周刊》出版。（在此之前间谍的定义是将情报透露给他国。）而中情局长凯西要求严防新闻界对机密的获取，甚至要求警察对新闻编辑室加以突击搜查，这是违反1980年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障，幸而被白宫拒绝了。
里根政府采取一系列的行动来压制政府公务员泄露信息。
1983年3月里根签署了ASDD…84命令，要求20万名政府公务员任何出版及演讲的稿子都要事先得到批准，也要求数万名公务员接受测谎器的测验。不过此案在国会激烈反对下，暂停执行命令。但是白宫还是以其他的方式来代替：强迫政府官员签署4193号表格，同意公开出版前愿意接受检查，并以此为阅读机密文件的先决条件。1983年24万名公务员“志愿”接受这个限制。此外1985年元月，国防部宣布，它将对数千位非情报单位的职员，进行首次的测谎器测验。测验并非针对国家安全，而是更为广泛的调查，以决定他们的“可信任、爱国情操及真诚”。
在华府的记者感到了压力，克朗凯说他非常担心里根政府对这些的限制。《纽约时报》的前华府新闻主编科瓦齐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远超过尼克松及福特政府时代的管制。而自由新闻记者协会执行主任蓝道也说里根政府对政府信息的限制，是二次大战新闻人员自动审查以来最严格的做法。前总统卡特有更尖锐的批评，他说里根的限制“是德拉古式的（编注：德拉古为古雅典立法者，其所制定的法典中，罪无论轻重一律处死），其苛刻而压抑，远超过美国历史中的任何时期”。
由于在80年代中期，政府出现了一些间谍案，所以里根及其政府机构首长对于泄密都有戒心是可理解的。但是他们往往只是对抗政府性的消息外泄。泄密很快地就惹毛了里根。在1981年里根就职后15天，就有人将里根要削减援外预算的事泄漏给新闻界，因此在该年内，他签署了多项防止泄密的行政命令，一年后里根公开表示，他受够了泄密的行为。
事实上走漏消息已经是华府权力游戏中的常事。约翰逊总统曾抱怨：“华府泄秘就像破鞋一样的漏水。”泄密是民主政治中的常态，几乎无法避免。在美国政治上，从开国总统华盛顿时代就有泄密发生的纪录：一位财政部长的助理，将财政部长汉弥尔顿的计划透露给杰弗逊，说汉弥尔顿有意使美国屈居英国之下，这个构想在外泄之后受到各方注意而中止。在任何一个团体中，有关人及政策上的闲话，是难以避免的，除非彼此间有紧密的关系，不然很少会不透露给外人知道。而美国联邦政府不像通用汽车公司、天主教会、哈佛大学、华尔街日报一样，有着长期的职业利益及人际关系，以孕育出对组织的忠诚。在政府高阶层人事中，各种立场派系的人马突然聚在一起，形成短暂的联盟，在个人野心驱使下，他们很快就发现如何以泄密方式来达到其政治的目的。
更进一步者如里根总统的助理达曼。他是一位公共政策的专家，在哈佛大学政府研究所教书。他就曾经说过，在民主社会中，泄密不但是无法避免的，也是一个有建设性的行为。达曼说：“假如政府中对政策有一致的看法，你很可能是错误的，即使是正确的，在短暂时期后，你将会缺乏新观念。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人嘛，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无论如何，这是可喜的，在经过辩论之后的决策，必定有胜利者及失败者，胜利者可以以他的胜利为荣，失败者可以想办法去改变政策，泄露政策有助于这种竞争。”
政治科学家谢茨奈德指出，政策上的斗争是政治竞技场上的地盘之争，而这当然导致泄密。在行政部门的占上风的官僚们说是希望能控制政策的执行，因此希望知道的人越少阻力越小，尤其是政策不受大众欢迎，会遭到抵制时，因此官僚们把泄密当做诅咒，他们的主要做法是防范秘密外泄，像里根政府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就是一例。不过若行政部门中，有一批官员的意见受到压制，他们就可能泄密给报纸，希望藉公众的意见，形成他们反击的力量，这是标准的政治权力游戏伎俩。
政策上的异议分子只展现了一种泄密的动机，而泄密却是政府各级单位中普遍运用的政治艺术。泄密者的动机，有时很是明显，有时则不明确，但是很少像那些愤怒的总统们指控般的恶毒。
在“政府与新闻界关系”中，布鲁金斯研究所的赫斯，就将泄密分类为：
善意的泄密：将一些无害的消息透露给记者以换得人情，企图藉此建立一些良好的关系。
自大的泄密：特别是一些助理们，不过有时重要官员也干过，希望透过机密外泄，而制造出自己身为圈内决策人士的形象。
怀恨的泄密：是官僚体系中的内斗产物，主要目的是要打击对手的影响力，或者是有意让对手的前途受到伤害，而将各种不利对手的消息，予以披露。
试探风向的泄密：主要是由决策者的助手，在重大政策研拟之前，先将一些消息透露出来，观察各方的反应，以减少上司所冒的政治决策风险。
不平的泄密：一些政府文职及军事的职员，因为不满体制内部的混乱、浪费，或是丑闻，而将消息外泄，引起社会公论的纠正。
政策的泄密：政府部门为了争取政策上更有利的支持，而将政策外泄，以形成声势，来推展自己的政策主张。
除了赫斯的分类外，我有一些补充：
吹嘘的泄密：为表示自己或上司的能干，有办法，而将决策过程公布，以表现自己或上司的表现出众。
预防性泄密：为了担心政策骤然宣布，会引起大众强烈的反应，因此，事先透露一些消息，慢慢让大家能够接受，而产生预防性效用。
捷径式泄密：在政府官僚体系下，循正常管道往往无法引起决策者的及时重视及反应，但泄密后，新闻加以报导，很快就会使决策者加以重视，而优先处理。
先制性泄密：将一些有争论性的政策，先向外透露，以得到舆论的重视及支援，而有助于在内部的政策争取。
像园游会一样，各种方式的泄密，通常是每天报纸的头版新闻来源，也是白宫新闻官员最头痛的事情。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政府中，根本无法管制新闻的背景消息。从小罗斯福总统起，各级政府官员都向新闻界提供各种不透露姓名的背景消息，为的是可以不负直接责任。依消息来源者的身分，这些背景消息在新闻上都冠以“高级政府官员”、“白宫官员”或“国防部官员”的名义。举例而言，白宫新闻秘书史毕克斯在正式记者会时以“不予置评”回答后，往往会立刻改为非常详尽的背景说明。此时，他会对一些新闻给予较为深入的说明及评论，也会介绍政府其他官员出场，请他对新闻背景再多做一些说明。此刻，台上、台下的人都未变，改变的是新闻报导的规则。通常这些背景说明并不是泄漏机密，但是却促使政府官员进一步地向新闻界泄密。
大多数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官员及记者间谈话，都是以背景方式处理；由于这类接触来往频繁，有时会让记者难以分辨这些官方授意的背景消息是有计划的设计，还是泄密。由于内部不同的看法及争议，使得机密很快地外泄。国防政策副部长伊克雷便将泄密分为强力泄密和软性泄密，前者严重地危害国家安全，后者则造成政治上令人难堪的场面，但无关国家安全。这个界线相当的模糊，缺乏客观的标准，特别是一些仍受到争议的政策，很显然的，有些消息外泄，的确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伤害，但是这类情形远少于政府官员所称之数。通常，高级官员的政策受损时，就大声抗议；但当他们的对手被重创时，他们并不认为这种作法有问题。
最令总统及主张保密人士感到愤怒的是泄密者的不忠，而非泄密。在国防部决定使用测谎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