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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CBO是一项决定性且深具象征性的改革。在肯尼迪及约翰逊时代是无法想象国会可拥有如此大之权限。1962年我初抵华府之际，国会对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数据都照单全收。争辩通常只发生在政策上，而很少在数据上，不仔细研究，很难发现这项改变的重要性。但是当国会拥有自己的经济专家及数据时，行政部门便常立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里根时期曾发生这样的事。白宫极力粉饰里根预算案中所提出的经济评估，经常遭到CBO的挑战。以1987年预算案为例，CBO指责里根政府在国防预算上短报150亿美元。由于CBO的数据较高，民主及共和两党的国会议员均加强紧缩国防预算。这些例子明白显示，单纯的计算能力如何地改变了白宫与国会之间的权力均衡。
CBO新的漂亮出击，显示国会致力培养它自己在各方面的专才的努力，涵盖了从农业计划到星战计划各方面，因为国会议员不信任行政部门会实话实说。国会扩充参、众两院议员的私人助理及两院各委员会助理的人数，它也成立了CBO、增加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的功能，并且拓展其他后援单位。总之，从1973至1985年，国会职员人数从11500人左右增至约24000人，国会严阵以待，要与行政部门对抗。
在这同时，众院议员也彻底改变了众议院的权力结构。多年来众院的民主党员便受到众院资深委员制度下，来自南方的保守派所把持的各委员会的压制。众院自由派人士的核心组织——民主党研究小组（简称DSG），长久以来便不满于夹处在一名他们不信任的总统及各委员会的情况。
1971至1973年间；DSG修改众院民主党党团会议的法规，奠定更多的民主原则。改革派夺回被政治大佬把持的权力，而将之赋予民主党党团会议及众院议长。由于当时的议长艾柏特是位弱势议长，他们根本不把这个职位放在眼里。后来在1975年初期，借75名民主党新秀在1974年获得当选之势，改革派一举推翻了3名资深的委员会主席。
当然，资深制并未完全消失。1986年北卡罗来纳的赫姆斯在参议院的资深委员捍卫战中获胜。但是由于1974年的剧变，众院资深委员挂帅的制度已彻底遭到修改。此后，没有任何权贵敢像往昔一般独断横行。1974年的改革精神在1985年再度涌现：威斯康辛州民主党议员亚斯平率领一群年轻议员推翻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普莱斯。随后亚斯平爬到委员会中7名资深委员之上而荣膺委员会主席。两年后亚斯平的权势也面临挑战。虽然他勉强留任，但是这种挑战及反挑战的现象让各委员会的主席意识到，他们不能忽视来自基层的议员。
就长程而言，众院民主党议员在1974年所通过的“小组委员会权利法案”影响更为深远。该法案使众院权力下放，从此大幅改变了权力游戏的规则。该法案一举将原本集中在22个众院常任委员会主席身上的权力，适度转移到172个小组委员会身上。1975年小组委员会骤增，虽然后来略有消退，但是更重要的转变是在于事务的运作方式。旧式权力结构中，权贵通常保留举足轻重的小组委员会，将少数的小组委员会付与其他盟友做为酬佣，并且通常是依年资为顺序。突然间，资浅的民主党议员及势单力薄的议员可以竞选小组委员会主席，一旦选上主席，他们可以监督行政机构、与高级官员讨价还价、推销他们最热衷的观念、或者是争取知名度。他们可以雇用助手举行听证会，其中多人深具主动出击的精神且独断独行，不再受制于各委员会主席。
即使以改革著称的亚利桑那州资深国会议员乌岱尔偶尔也会抱怨他们的作为。乌岱尔曾开玩笑的说，他碰到年轻民主党议员时，万一他不巧忘了对方的名字，他只需说“主席先生，早安”即可，有一半的机会他会叫对，因为众院民主党议员当中，差不多有一半的人是委员会或小组委员会主席。权力已分散到这种地步。
参院权力分散的现象虽然没有如此戏剧化，但却仍然存在。前任印地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奎尔抱怨说：“我们将所关切的事弄得琐碎不堪。我们议事程序愈来愈关注于小问题而不是大课题，这使得参院不再具有其固有的全国辩论焦点的功能。”
此举与其说是数量的改变，倒不如说是政治风格的转变。参议员们野心勃勃地推动自己的议案，而不再遵循他们领袖的议程。
1985年年尾，三度蝉联的密苏里州参议员伊格顿在参院声嘶力竭地抗议说，参院已沦入“毫无控制的混乱中”。他一再抗议说，一意孤行的参议员近17年来借故拖延议程的现象较前170年要来得严重。他们经常以无止境的修正案阻挠对立法案进行投票。奎尔说，一项筹措国防经费的法案曾历经103次修正案，其中不到10个修正案，具有实质意义。阿肯色州参议员普莱尔也以随和的口吻缓缓道出参院的瘫痪。他向《纽约时报》的记者抱怨：“在参院的感觉就像身陷机场，而所有能搭的班机都被取消了。”
总之，国会权力的分散及纪律的沦丧，已使政府与国会领袖愈来愈无法号召共识，甚至通过重要的立法案。要极费力透过马拉松的游说方式，才能争取到支持的票数。白宫不再能依赖与少数核心分子达成协议，或是达成税制妥协方案，做为该方案通过国会的保单。这种逐一游说的过程往往要花上数个月之久。
这种局势已使民主党及共和党政府感到愤怒。我想起1978年卡特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一次小型私人餐宴上，我们共有18人同坐一桌，喝咖啡时，卡特谈到面对国会纠结时那种强烈的挫折感。卡特最重视的能源法案，必须历经22个国会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讨论，这个程序已成为立法上难以克服的障碍。
华府游说团体中的翘楚勃格斯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新的权力游戏，他讪笑道：“华府的结构已被炸得洞开。”
失去的亲密关系
新的权力游戏不仅使权力中心及范围增多，也造成更多敌对、零散及混乱的政治形势。步调加速、行程拥挤以及各方面的成长已使得国会议员彼此愈来愈生疏，部分人士认为，这也将使得国会议员愈来愈不懂谈判妥协，而谈判妥协正是政府得以顺利运作的关键。
1976年民主党总统选举中名列第二，颇得人缘的亚利桑纳州候选人乌岱尔说：“我在1961年跻身此间，是最后一个在芮朋见证下宣誓就职的国会议员。我来的时候华府还是一个小城镇。我知道行政助理及大部分议员重要助理的名字。认识他们的妻子及部分子女。但是人口膨胀了。现在人们说国会山庄拥有25000人口，你不再认识这里的人，你常会碰到你从没见过的人。”
听起来似乎是老一辈怀旧的论调，但是事实却证明乌岱尔口中的巨变。在喷射机使得返乡既迅速又容易之前，国会议员有较多的时间讨论政策、进行社交，甚至认识对方。这种熟稔程度成为妥协的润滑剂，使得政府更容易运作。
老莫（乌岱尔的朋友喜欢这样称呼他）说道：“在我哥哥担任议员时，他必须开车或搭火车来此，也就是说，如果你来自密西西比以西地区，国会会期间约有五六个月必须留在华盛顿。你会举办宴会，邀请你的委员会会员夫妇，甚至87届国会俱乐部每年也会办联欢会。可是现在我几乎敢断言一般议员可能叫不出一半左右的同事名字。”老莫哀叹说，新的疏离现象“激发对立的倾向，以及所有当你处于陌生环境中所产生的戒备及敌意”。
曾担任数十年伦敦《泰晤士时报》的华府特派员布兰顿，追述当年他曾随白宫小型记者团前往杜鲁门总统度假的地点的情景。
平常在衣服下穿着束腹以掩饰突出小腹的杜鲁门，度假时往往便穿着游泳裤，袒胸露肩便开起记者会来了。虽然侧面看小腹突出，在记者拍些非正式照片时，杜鲁门也毫不畏缩。旅行之际，美国海军不仅提供记者住处，更安排深海海钓的娱兴节目。但是自越战及水门事件以来，新闻界与政府严重对立，以及人人对贿赂极度敏感的现象，使得布兰顿不觉失声笑道：“你能想象现在的情形吗？”
乌岱尔埋怨说：“喷射机将一切都粉碎了。从前选民光临是一件大事。你会停下手边正在做的事欢迎远从亚利桑那州来的访客。现在，天啊，每天早上他们搭乘一班又一班的飞机涌到此间——包括教育家、商人之类。你一整天都要接见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人。”
对参议员或众议员而言，时间的压力已变得难以忍受。阿肯色州参议员普莱尔无奈的耸耸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