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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春，新的政治整合后，参院多数党领袖H·贝克与众院议长奥尼尔出人意表联手接掌决策权力。他们强迫总统让步，迫使他在1982年8月接受3年增税980亿美元的方案，他们还推动通过两个就职法案，也使得里根在社会福利方面让步。1983年春，由田纳西州的高尔及威斯康星州的亚斯平这两位众议员及佐治亚州参议员纽恩所组成的新的政治联合阵线共同努力，MX导弹问题才获得解决。又由于里根无法说服国会，这三名民主党议员更进一步地借机取代里根所留下的外交决策真空。1984年选举年平静无事，政府毫无突破性的建树。
令人惊讶的是在1984年蝉联赢得压倒性胜利后，里根并未在1985年拾回执政总理的大权。他的一大政策是税制改革，进展却很缓慢。里根第二任任期开始之初国内政权便急速移转了。首先是新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主导预算案程序六个月之久，坚持国防部及社会安全部门需采紧缩政策。白宫后来终于推翻杜尔的联盟，但是众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罗斯坦考斯基又因修正总统的税制改革法案，而成为焦点人物。里根的任务反而沦于劝阻愤怒的共和党众议员推翻这项改革法案。
人民对于里根做为强势领袖的评价颇高，但是事实上领导权却不在里根手中。1985年秋，两名新当选的共和党参议员——得克萨斯州的葛拉姆及新罕布什尔州的鲁德曼——成为筹划五年平衡预算计划的原动力，扮演着新总理的角色。1986年年初，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派克伍德逆转大局，使奄奄一息的税制改革法案起死回生，里根本人则未尽任何力量。菲律宾政策方面，里根则受迫于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印地安纳州议员鲁嘉所提的新政策的压力。由于普遍对菲国选举舞弊的谴责，鲁嘉迫使里根无法不与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绝裂，也无法不承认克拉松在选举中获胜。在这些事件中里根被拖着走，正如在对南非制裁及贸易政策方面一样。
1986年11月伊朗…尼游丑闻爆发时，里根对于环绕在他的部属身边的纷扰事件完全置身事外，俨然是国王撤换声名狼藉的总理以保皇冠的作法，撤换了幕僚长黎根的职务。由于他的指示，国安会人员秘密援助尼加拉瓜反抗军——但是有时候部属的权力反凌驾在他之上。1987年年底，另一位总理出现了。众议院议长莱特主导政策，迫使里根采纳一项中美洲和平计划。虽然在这段期间，里根仍坚守星战防卫计划，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举行数次高峰会，并且签署中程飞弹协定，但令人惊异的是，在许多情况下，主动提出政策的常常不是总统本人，而是另有其人。
在检视往日记录时，里根的国内政策顾问私下坦承，政权经常漂离白宫。
里根的白宫助理，后转任副财政部长的达曼在1986年坦白指出：“但是奇怪的是，虽然里根普获爱戴，但是他提出的禁止堕胎的宪法修正案以30：70败北。他提出的平衡预算修正案也遭国会否决。他主张在学校祷告的宪法修正案也引起群情激愤。除1981年的预算案外，里根的预算案几乎一提出便触礁。众议员似乎特别了解人民的意愿。在政权四分五裂，而且政治系统中信息普遍流通的情况下，任何人想违背多数民意而长期执政已是不可能。为了要执政，总统必须力图走中间路线。”
这些观察颇为真切，但是却过于专注在里根的弱点。里根是一名热衷于充分授权的总统，毫不介意大权自他手中溜走，海军少将波音戴克斯特及陆战队中校诺斯在伊朗…尼游军售案中大胆的行径，充分地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现代权力摇摆的根本原因远在里根执政之前，最近15年来政治变化已改变了未来权力游戏及治国之道。
第二章 媒体游戏
第二章 媒体游戏
华府新旧权力竞赛的分隔线是1974年。
对大部分美国人而言，1974年最令人难忘的是尼克松因水门丑闻而被逐出白宫。现在水门丑闻已远去，但是我们却很少注意到，1974年其实也是一次权力大震荡的高潮，使美国既有的政治权力结构因而动摇。
在老罗斯福到威尔逊以迄于小罗斯福，数十年来总统主宰全局的态势之后，国会终于开始反扑，而且不是说说而已，它所造成的影响，已改变了此后一段长时间的执政模式。由于对约翰逊处理越战方式的不满，加上对尼克松蓄意在政府预算上采取对立态度，并滥用权力窃听政治对手的机密，甚至派财政单位追踪对手财政状况等作法深感愤怒，国会断然挺身而出，不仅是对尼克松提出挑战，而是向总统权限挑战。1973年华尔街日报评论道，“尼克松不但把国会这只睡狮逼醒了，而且把它逼狂了”。
国会开始争取其合法权威，并建立其专业素养，以确保能长期箝制一国元首，众院更随而攻击旧式国会权力系统的城堡——“资深制”（亦即由年资来决定国会委员会主席），而改为各自称雄，在委员会下设立许多小组委员会，将政治权力一丝一丝地平分，美国政府因此也成为“小组委员会政府”，由各小组各自负责一部分的联邦政策。
多事之秋的1974年间，年轻的新众院民主党议员也汇为一股洪流，更进一步摇撼既有的权力基础，将多名素具权力的大老逐出。
当国会发生这三大巨变之际，华府权力系统的基础也产生剧变——原本可用来整合政府的政党，正因为一些流动性大，有独立思想并且不按政党意思投票的选民出现，而逐渐解体。
政党势力的衰退及权力系统的开放，因电视迅速普及而加速了它的变化，并因此产生新一代的政治后起之秀，一批以真空管而非政治聚会所作为他们的传播媒体的政治新贵。
政府权力日益分裂终于吸引数以千计特殊利益团体展开政治淘金行动，致力在新的政治热潮中寻宝，而且雄厚得足以跻身新的华府权力竞争之列。
首先，政治活动的量及速度便极为惊人，自60年代起，政治活动的数量便大幅增加，尤其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成长的速度更是惊人。每个人都涌到华盛顿：贸易团体、卫生及福利团体、工会、商业团体、环保人士、州、郡及市区的游说人士、争取生存权的人士、消费者组织、政治顾问、民意调查专家以及公关公司都在此列。他们都进军华盛顿。对成千上万的人而言，政治已成为专业的工作。此外，当有他们热衷的课题被提出时，数以百万计的基层选民便涌到华盛顿。选民信件大批涌向国会，议员们也以数量惊人的广告回报。各方面活动呈几何级数增加——使得政治系统因而忙得不可开交。
水门案是该次政治地震的震中——但事实上自60年代晚期迄70年代初期，改革之举便已摇撼政党及国会。十年来，国会对行政部门的要求日趋严苛，并且逐渐失去信任的现象因越战日渐严重，更在国会和尼克松总统对一笔金钱的冲突上获得印证——国会依法通过国内计划的资金，却被尼克松扣留拒绝支付。这种不信任的气氛，在尼克松的竞选总部非法窃听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暴光，以及尼克松接受资金雄厚的企业所提供的数百万美元“竞选资金”事迹败露后，达到最高潮。
为了与白宫划清界限，国会强烈地主张其权威，并强调其独立于白宫之外，而且准备长期与行政部门抗衡。对于约翰逊总统未取得国会宣战声明便径行升高越战的作法，国会在1973年通过战争权力法案，要求总统如欲派遣美军前往交战区进行为期90天以上的战斗任务，须先取得国会同意。在对于中央情报局刺杀外国领袖之举感到震惊之余，国会争取新的监督权，要求中央情报局在展开任何秘密任务之前须先周知国会。为了进一步箝制总统权限，国会要求除了正式条约外，行政部门与他国在签订所有协定之前均需经参院同意。这些措施都箝制了总统的权限。
针对公司提供贿款供尼克松竞选的弊案，国会对总统选举中接受公共捐款的规定进行表决，又由于国会与尼克松总统间预算案的争执，国会在1974年通过预算及保管控制法案，防堵未来的总统拒绝支付国会通过的行政经纲。该法也载明新的国会预算流程，并由国会预算办公室（简称CBO）负责对经济及预算进行独立的分析，国会至此不再仰赖行政部门的经济学家了。
国会成立CBO是一项决定性且深具象征性的改革。在肯尼迪及约翰逊时代是无法想象国会可拥有如此大之权限。1962年我初抵华府之际，国会对政府所提供的经济数据都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