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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历史的眼光来看，事件似乎是遵循逻辑地自甲事件导致乙事件，但是现实政治中却是一团混乱。议程不会自然产生，而秩序则是要强制执行的。事件会突然爆发；三里岛的核电厂意外、美国军舰在波斯湾中弹、苏联窜起的强力新领导人、陡然涨了4倍的石油价格，及和日本与日俱增的贸易竞争。这些事件都喧嚷着要求大众的注意力，而此时最重要的是决定哪一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必须先行解决。
我们从美国最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发现，一位无力制定清楚议程的总统，通常是虎头蛇尾，无法充分发挥总统职位的潜力。在没有远见、重点和方向引导下，那一届的政府往往陷入纷乱的状态，而民心亦犹豫不安。
美国的开国元勋原先希望国会能制定政策的方向，而身为一国领袖的总统则应该据以实行。然而，美国国家现今已沦为各种明争暗斗的派系、委员会，同时也不断承受着来自利益团体的压力。美国国会有时候的确会推动某些政策，不过，正如名历史学家柯尔温说的，绝大多数的政策来自于白宫，这是美国人民一支权威喇叭。
其实，坐拥白宫并不保证政治路途平坦。即使如人缘很好的肯尼迪总统，或是像其他几任总统，包括卡特、福特、尼克松等人的表现皆未能如人意。不过，里根在其就任头一年，却很成功地制定了美国国家议程，并且建立了个人领导权。除了1933年的罗斯福和1965年的约翰逊之外，里根在1981年主掌以及政治行动的气候。
可是，很奇怪，里根在1985年以压倒性选票获得连任之后，却很糟糕地没有明确排出议程。我们从里根在1981年和1985年的表现看出，里根并没有无懈可击的魅力。他在大选中获胜并不能保证他的政治行动必然成功。简而言之，1981年的情况是颇为典型的，说明了如何以圆熟而豁达的游戏计划获胜；1985年的例子则是反映出没有充分准备就出手的窘况。
对一位新任总统而言，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极其重要。在议程游戏当中，好的开始是个关键，总统身为一国领袖，他要表现出让人民相信他必能创造出更好的生活。就任的头100天可算是重要考验阶段，在这期间，朝野政治人士，和一般大众都会在旁评头论足，看看这位新任总统究竟是不是很积极，有强烈领导欲，有目标和意志坚定。
1933年，罗斯福总统以其著名的“新政”，立下了现代美国总统带领国家发展的典范。罗斯福在就职后第二天，便召集国会议员商讨如何解决经济萧条所带来的危机。为了避免银行倒闭，罗斯福请国会下令暂时关闭银行，接着便采取一连串的紧急措施，增加公共就业机会与扩增机构，经常举办记者会，尤其著名的是罗斯福的“炉边闲话”广播节目，大大地振奋人心。这些行动都在罗斯福就任后100天之内所采行的。虽然当时经济萧条未能好转，但是他已经建立起相当的名望，而使人民可以容忍他日后在政策上的缺失。
艾森豪威尔总统甚至在就任之前便轰动美国政坛。他在大选获胜揭晓后到韩国访问，以展现他实践竞选诺言的决心。他曾说过要结束血腥的韩战，以及恢复韩国的和平与繁荣。约翰逊总统则在他就任的头儿个月中，趁美国民众还在哀悼肯尼迪死亡之际，迅速通过肯尼迪总统任内没有完成的民权法案与减税计划方案。约翰逊总统获选连任，而由于有他的行动，使得美国在1965年更出现了所谓“大社会”的立法：消除贫穷、补助教育发展、都市更新计划、为穷人和老人设立医疗补助。在这些新法案一一出笼之下，约翰逊总统成为罗斯福总统“新政”之后，为他个人树立了“国会大师”的响亮名声。
以总统权力范围而言，约翰逊深深了解到，要趁国会议员们还震慑于总统大选胜利的威风之下赶快采取行动，他对一名助理麦克佛生说过：“你必须在头一年全心全意地投入，不论你在大选中得到多少票数。你只有这一年来令他们（国会议员）尊重你——在他们开始忧虑自己前途之前。到了第三年，国会里支持你的人越来越少。到了第四年，大家已经在搞斗争，有一半以上的国会议员会设法不让你过关，而你则是寸步难行。”
约翰逊所说的话本能地感应实际上总统职权的变迁，就像是四季变化对候鸟一般。一年的蜜月期被第二年的挑战期所取代，因为许多国会议员也正在这一年忙着改选。第三年，国会议员和总统都没有选举的压力，通常，这是个契机，不过，由于总统所属的政党在国会期中选举时丧失一些席位，而使得总统必须和国会进行妥协，或把重心转移到外交政策上。如果像里根总统在第三年表现不错，那么这位总统便有机会获选连任，否则，像卡特总统一样，他的机会便十分渺茫。以内政词令而言，美国总统在位的第四年大都是“选举年”。一位总统获选连任可让他在第五年拥有新的行动舞台，甚至还可能延伸到第六年。通常，在最后两年是他较弱的时刻，他的时间逐渐短少，他的政党在国会期中举选失势。（共和党在1986年，里根任期第六年时输掉参议院多数席位；民主党在1966年，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第六年，输掉47个众议员席位与4个参议员席位。）
总统的权力随着时间而起伏。即使是万人仰戴的肯尼迪总统，也会受到美国政府内部组织律动的牵制。他在1961年第一年任期中，建立了“和平军”与“粮食援救团”。不过，由于当年发生中情局主导的猪猡湾事件，他的声望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更糟的是，肯尼迪在1961年3月，从国会撤回他提出的首要法案——教育补助案，而自从那次撤回之后，他再也难以驾御国会了。肯尼迪错失了1961年的蜜月期，他在1963年发动一连串的立法提案，不过却有如陷在泥淖中。总之，肯尼迪没有善用美国总统的权力循环周期，十分可惜。
尼克松总统由于未能成功地把裁减政府组织方案和改革社会福利系统推销后在外交上有所成就，例如和中国交往，或是跟苏联领袖勃列日涅夫举行高峰会议和限武谈判。不过，他在1969年和国会在内政问题上的摩擦，却使得他日后推行内政上处处受到国会的掣肘。1974年，在众议院通过弹劾尼克松总统的法案之后，福特总统却赦免尼克松总统的罪刑，这使得福特总统稍后也与国会度过了长达两年的对峙。
曾经答应过在尼克松、福特之后恢复政治和谐的卡特总统，甚至在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之下，也没有成功地规划出明确的国家发展方向。卡特的失败导致了里根总统一鸣惊人。里根总统重新振起美国总统的职权，恢复了美国大众对白宫的信心，然后一直到那要命的第六年底1986，军售伊朗丑闻案曝光之后，里根的声望才走下坡路。
占领：真理的时刻
里根和卡特，以及他们班底组成的差异，充分显现了替一位新任总统塑造形象和权力在议程游戏上的重要性。这两位总统一开始的表现，甚至在就任后几小时的表现，都为日后的美国总统提供了华府权力游戏的成败范本。
在卡特总统就职那天下午，卡特的高级幕僚人员很高兴地聚在一起聊天，享受拥有权力的新鲜感。不过，他们之间却有一种微妙的感觉，大家都不确定要做些什么，或是由谁来带头做事。聊了几分钟之后——其实像是好几个小时那么长——卡特的律师李伯修兹便先开口说：“我想我是这里面最年长的，就让我来召开讨论会议吧！”而当李柏修兹走向会议桌首时，众人皆沉默不语，大家都晓得他只是个二流角色，没人会在意他。
过了一会儿，在卡特担任州长时的秘书莫尔便转身向约登（卡特的资深顾间）开口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此时，众人紧张地笑了，没有人说要开会，没有人下达指示，也没有人作记录。一位新加入卡特阵营的民主党党工席格尔回忆说，莫尔的问题没人理采。当时还有人问到说，我们应该每天有幕僚会议吗？
约登随即说：“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得召开会议。”在场还有人提起国会，莫尔还天真地说：“这好像是在佐治亚州，你还记得某某议员吗？”他们似乎错把美国国会当作佐治亚州议会。稍后，有些人便先行离去，众人们也没有达成什么决议，席格尔半开玩笑地说到：“我的天啊，如果格别乌看到我们现在的情形，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然，卡特政府的内涵还超过这一批幕僚人员的表现。卡特便好比法学院学生想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地企图掌握住